中华文明与古埃及的智慧共鸣与互鉴

出土于上海福泉山遗址的人兽纹方锥形器（左）与彩绘有伊斯丽女神像和神庙图画的木制方尖碑（右）

埃及蛇王碑，体现了王权的神圣和威力，这块蛇王碑，成为古埃及国家统一的象征

中国甲骨文与古埃及文字对比

埃及大神殿前的方尖碑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良渚玉璧上细刻鸟纹的线图

埃及第一王朝王陵中的法老墓碑采自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大展

张明华

本周，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迎来第100万名观众。当观众沉浸于神秘的古埃及艺术，也让人禁不住回首同一时期的华夏大地，良渚文化同样蓬勃兴起，两者相距万里，却同时存在兴盛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河流域，都崇拜太阳与神鸟，都是神权王国、都重视死亡与墓葬，都发展出象形符号或文字且分别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它们为何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它们的区别又隐藏了什么样的文明密码？ ——编者

异曲同工的人兽纹与狮身人面像

被誉为“斯芬克斯之谜”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的一大奇迹。传说埃及法老哈夫拉以狮身人面像来显示他的威严，象征他具有狮子的体力和勇敢，人面就是哈夫拉的面貌。令人惊奇的是，良渚文化玉琮、璧等珍贵玉器上经常使用的“人兽纹”（以最完整的反山琮王上的“神徽”为例）。经与狮身人面像比较，基本组合及形象接近，上面跪坐的是头戴羽冠和倒梯形面具的巫师，羽冠示鸟，示有通天的功能。倒梯形阔嘴巨鼻瞪眼面具，亦有唬鬼掩面以防魔鬼纠缠上身的作用，下面的巨兽是作为巫师强劲脚力的虎蹻。

狮、虎都是百兽之王，区别在于狮在非洲，虎在亚洲。中国先秦的巫师一般身兼首领或王，埃及法老和大臣都是僧侣，法老本身是僧侣之长，同样具有沟通天地的使命与特权。将法老的头置于雄狮颈上，与良渚巫师坐在老虎背上，既是非现实生活的强化、神化法老和巫师力量与权威的主观设计，也是权威借之提升自己超能的绝妙高招，更是中埃在意识形态上异曲同工的表达方式。差别在于我国御虎的文化现象由此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而埃及的狮身人面像随着埃及王朝的消亡而消失。

形义相近的方锥形玉器和方尖塔

两种古文明的相似之处自然远不止于上文所述兽纹的对比。启发笔者思考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出国考察。那次，在华盛顿纪念塔前，突然发现方尖形的特殊造型怎么看也与良渚文化方锥形玉器相似，虽体量悬殊，时代相隔四五千年，但总觉得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我请教了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罗覃馆长，他说华盛顿纪念塔仿自埃及方尖碑。我不知所以，因为以往对埃及的认知仅停留在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之类众所周知的层面上。检索后发现方尖碑是埃及大神殿前刻满赞颂法老丰功伟绩象形文字和象征太阳神、月亮神的标识性设施。

中国良渚文化的方锥形玉器，因其怪异的形制缺乏源头依据，使其用途意义被人们探测为“砭石”“巫镞”“日、月神散发的‘气’”“玉礼兵”等等的并无定论的朦胧状态。不过，从其后续形式的方尖形玉圭的功能上观察，倒是与埃及方尖碑一样同日月有关。《周礼·冬官·玉人》：“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当然，埃及方尖碑有二三十米高，几百吨重，方锥形器只有几厘米，最高也就三四十厘米，最重也就几百克，两者差距太大，简直没可比性。但我们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能通天地鬼神的通灵宝玉，在良渚先民心目中的神秘感、神圣感、能量感……绝不在埃及方尖碑之下。何况方尖碑也不是唯大是尊，它也有木质的高仅几十厘米的功能神奇的小型器。

已知最早方尖碑出现在古埃及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公元前2494年），但已无留存，现存最古老完整的方尖碑属于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尔特一世（公元前约1971—公元前1928年）在位时所建。若论相互影响，因为良渚文化距今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300年，略占先机。

惊人相似的鸟纹图符与王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有几个相当罕见的刻在玉璧或玉琮上被称为谜一般的鸟纹图符，因流散国外，让人遥不可及。也许是一种缘分，三个最完整最精彩的鸟纹图符恰恰在我正要考察的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怎么也想不到，第一次晤面满头白发的罗覃馆长，将其收藏的几大抽屉良渚玉器悉数提供我摩挲于手，尽兴地测绘、鉴赏、研究，又将他们拍摄有细刻鸟纹图符玉璧的玻璃彩版馈赠于我。

对于鸟纹图符，说法不少，认为玉璧上的小鸟是亡灵立于祖庙的屋顶的意象，“飞翔的小鸟为太阳的象征”“鸟下的方框识作祭坛”，更有学者以图符上鸟居山形之上而考证它是“岛”字……笔者认为，刻画的图纹太繁复，缺乏汉字应有的规律性笔画，且鸟形不一，写实性太强，经上海自然博物馆鸟类专家鉴定，至少可以分辨出鸦、鹊、鹡鸰三种，因此，不可能是文字。

它究竟是什么？偶然地翻阅，发现与良渚文化时代相近的代表埃及历代国王身份的石刻阳纹图符，其构图格式与良渚鸟形图符如出一辙。上面同样高居一只小鸟（个别也有四足兽的），下面为一长方框，框内分别有鱼、蛇、陶罐及一些不知名的器具。埃及学界认为弯曲的蛇，盘踞在象征着宫殿的框内，代表着王者；站在宫殿顶上的鹰，则是神的化身，蛇、宫殿和鹰的结合，体现了王权的神圣和威力，这块蛇王碑，成为古埃及国家统一的象征。这是否旁证了持有良渚鸟纹图符玉器的良渚大墓墓主，一样具有埃及国王的崇高地位？因为，良渚玉璧、玉琮几乎都是随葬于帝陵式高土坛墓地上的大墓之中，而玉琮、玉璧在先秦文献中是王家独享的重大礼器。《周礼·大宗伯》就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一说。

留待破译的甲骨文和埃及古文字

埃及石垒金字塔有多座，作为国王的陵寝建筑，最大的一座是为法老胡夫建造的，高146米，底边长230米。而专为良渚文化首领或王堆筑的环壕高台墓地，一改之前平地掩埋的简陋方式，其庞大艰巨的工程量同样令人吃惊。江苏寺墩遗址墓地残高20多米，底边残长约100米。上海福泉山遗址墓地残高约8米，底边残长宽各约100米，其他良渚高土坛墓地亦大都有相近的规模并附范围很大的环壕（高土坛墓地的巨量土源应该取自环壕，台壕既成，一举两得）。在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海战术营造起来的陵寝式大墓建筑，反映了两者都是权威显贵者企望政权坚如磐石，高山一样永恒的相同意愿。对中国考古事业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北大苏秉琦教授，干脆将它们直接与金字塔类比：“埃及金字塔是石头堆的，是文物，福泉山是土堆的，也是文物。”

其实，在观察两者的可能关系时，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如以小鸟图案作为埃及国王王徽的时代，正当埃及第一、第二王朝时期，恰与良渚文化的早中期相当，在时空背景上比较一致。且在埃及卡尔纳克神殿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图特摩斯三世（与良渚文化晚期接近）曾经17次远征亚洲的场景图。在古文字方面，甲骨文中的日、月、山、水、木等象形文字几乎与埃及古文字一模一样。近年的发现，证明良渚时期已有了不少与甲骨文相近的刻画字符。如1960年在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阔把杯底部发现的两个刻画，虽有残缺，其中一个与甲骨文“戈”字形似，曾被郭沫若先生作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引用在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的《中国史稿》上。上海亭林遗址一件椭圆形陶豆内底上的刻画，与甲骨文“子”字形似，一件陶罐底部的“井”字形刻画，与汉字完全一致。江苏澄湖遗址古井出土的鱼篓形陶罐有横排四个刻画，在甲骨文中几乎都可找到相同、相近的字形，特别是左起第二个，就是甲骨文斧字的基形，更是良渚玉器实物的象形字。这四个字如果破译得当，将会是中国最早最珍贵的一篇铭文。

（本文作者曾任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