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庙堂也可在专业岗位中践行人文理想

◆ 俞耕耘

陈思和先生的《从广场到岗位》一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进行了回望与巡礼。他关注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启蒙话语下的具象呈现，关切价值取向对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影响。知识分子的界定，源于复杂观念的融合，如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价值、欧洲的智识者传统等。长久以来，知识分子被视为兼具专业性、公共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性人格。概括而言，即以知识技能为专业，超越个人私利，关注公共利害，且能对社会现象作出评价。

此书价值在于反思这种“全能化的知识分子观念”在现实语境中面临的疑难。作者基于多元价值，分类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不同取向，意欲作出具体的、历史的整体评价。庙堂、广场和岗位，本是文学化的隐喻意象——三者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又指代了价值实现空间。“……广场型是通过社会活动直接推动社会进步来衡量人生价值，而岗位型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以置身本行业中能否达到最优秀为标准的”。

在笔者看来，三种价值分型从本质上回答了知识分子的源与流、传统与新变、合流与分化三大问题。庙堂型基于士大夫的中心化理想，出将入相，服务于古代君主；知识分子与政治实践高度同构，其忧患意识大多建立在功名观之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更多留洋背景的知识分子，纷纷放弃所学专业，致力面向大众的文化启蒙。广场型价值，是对庙堂价值的一次转化，它既承袭匡时济世的传统，又转换了历史语境。

作者强调广场型知识分子既有合流，也有歧路。如拒绝庙堂，走向革命的陈独秀；试图与庙堂同构，在旧体制中争取民主的胡适；始终在文艺创作阵地坚持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广场意识，并不相同。他们是在专业岗位（如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翻译宣传）中践行人文理想。知识分子兼具社会良知与专业权威的双重标准，只是价值实现路径、人生偏重各有不同。

因此，书中兼顾更广泛的知识人群与专业人士（学科专家）对社会进步的共同推动。陈思和反思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广场型价值的片面推崇，对专业岗位意识的遮蔽贬抑。这将导致知识分子的自我膨胀，务实精神的削弱。如章太炎、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后期将志业转移到学术、翻译和研究上，就常被视为消沉与倒退。事实上，知识分子在岗位上潜在推动社会发展，亦是广场型价值的具体实践与分化演绎。

《从广场到岗位》呈现了陈思和对文学史的“反思鸟瞰”，并将其拓展到思想史、社会史的书写范畴。他既描摹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也在意对知识群体的阶层分析。在笔者看来，此作重估了不同价值取向知识分子的生存位置与历史意义。广场和岗位意识，本质上是对历史进程的主动配适。作者秉持“理性的兼顾”与理解的同情，剖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繁复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