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阳
我父亲于上世纪40年代末坐沙船从长江北岸的江苏海门“移民”到上海谋生。那时他二十来岁,为适应生活环境,改说上海话,不过一直带着些家乡口音,不及我们这些自小在沪长大的“移二代”小孩说得那么溜、腔调那么正。
1969年我读小学二年级时,遇备战备荒、疏散人口,被送至家乡亲婆(奶奶)那里,在海门实验小学插班读书。刚进学校,因口音明显不同,同学们围成一圈好奇地打量我这个满口上海话的“外人”问东问西。乡音环绕之下,要与同学融洽交流,改变口音理所当然。年幼不怕难为情,敢于张口模仿,没多久便上口正宗乡音,切实融入同学、玩伴群体。
一年后回沪继续读小学、中学,逢放寒暑假回海门。每次初回家乡免不了带上海腔,玩伴们便故意大声“阿拉阿拉”朝我喊。我明白这是揶揄,意思是你是家乡人,何必异乡音;跟我们一起嗨,就要一个腔调、一个德性。所以我会尽快切换口音,地道程度尽可能达到土话原味。有一次,父亲顶真而神秘地问我,侬晓得“后朝头”是啥意思吗?我说是海门话“以后”的意思,他很感意外,惊讶我能知晓,而他居然忘了这个土话。
于我而言,满口乡音,成为地道海门“小官(小孩)”,更易被伙伴认同,结为死党,纵情体味大城市没有的天然野趣。假期结束乘坐客车别离小镇,熟悉的乡音逐渐隐退,回沪的客轮鸣笛启航,一股莫名的惆怅升腾弥漫。上了大学之后,才知道那种感觉叫“乡愁”。当我返沪时,俨然已是一口流利海门话的乡下孩子了。
我父亲那一辈还有很多来上海的。二叔解放前来上海在一家木材厂做会计,年纪大些,口音难改,基本上是海门话搭一点点上海腔。三叔参军入伍当军医,本以为他经大熔炉锤炼应是一口标准普通话,没料到开口说的是海门腔普通话。去了崇明的大叔则是一口正宗海门话。回乡祭祖,叔叔辈齐聚一堂,大家乡音忆旧,感慨世事变化。我忙着帮他们拍照,有时也聊上几句,却全然忘了过去小伙伴的揶揄,脱口而出的全是上海话,在那个乡音浓郁的氛围里显得异常突兀。读过私塾、当过老师、年逾九旬的大叔说,回乡了就要说家乡话,这样才不显得你是外人。醍醐灌顶,我赶紧说是,马上切换至家乡话。尽管多年没有回乡已说得不那么地道,但诚心认同:乡音乡情。
一方地域讲一方话,乡音像一台显示器,显示你的地域所属、生活习惯、风俗特点乃至饮食口味等等,是凝聚一方群体的情感密码。在单位或公司里,若遇到一位同乡,会产生明显异于他人的亲近感、信任感;工作生活在异乡,每遇家乡有新闻登报、上网、上电视,你会十分关注。《繁花》中阿宝在东京困顿街头、一筹莫展时,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在说中国话,立刻兴奋无比,觉得终于可以与人交流解困;再聊得知玲子也是上海人,更是感到他乡遇知音,亲近度、信任度直接飙升,这都是乡音起了媒介催化作用。
如果您是一位移居上海的新上海人,或是一位已经本土化的“移二代”,在上海,当然应该尽量融入环境;回乡时,还是请说家乡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