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爷

贾赟

阿爷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我父母单位里的前辈，按照那时的习惯，前辈被统称为“师傅”，所以从小我便称呼他“阿爷”。

阿爷是余姚溪口人，讲一口宁波腔浓重的上海话。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跟阿爷来往很多，阿爷看着我长大，也看着和我一般大的发小们长大。我们这群孩子都很喜欢阿爷，阿爷待我们就像待自己的孩子那样。

彼时，我们生活在遥远的黔北高原。山里的生活与世隔绝，不受外界袭扰。阿爷喜欢钓鱼，总能一个人拿一根竹子做的鱼竿，在河边坐一下午，直到天黑。只要阿爷去钓鱼，我家总会得到他的“战利品”。在电力供应紧张的年代，停电是家常便饭，一个停电的夜里，阿爷突然来到我家，送来一竹篓的小鱼，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想起那晚手电筒微弱灯光下的那些鱼儿。阿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己生活极其简单，但总想着要为别人做些什么，有了好东西一定要跟别人分享。

阿爷退休之后，回到浙江老家，后来又在上海与家人团聚。然而，退休后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令人满足，他又不小心摔坏了腿，过去永远都是笑眯眯的阿爷，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再加上城市里住房不宽敞，家人间难免磕绊，他就更向往高原的山河和自由的生活了。在一个夏天里，阿爷下定决心，拄着拐杖和我一起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我去父母身边过暑假，阿爷回到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大山里。

老单位为阿爷谋了一个在招待所看门的差事，他就住在招待所，除了退休工资，还有一份额外的活计和生活，阿爷本就节俭，这样的条件让他欣慰而满足，这般无忧无虑的生活自然让他如鱼得水。他一个人就把招待所的工作照看得妥妥帖帖，更让人欣慰的是，没过多久，阿爷又拿起了钓鱼竿往河边去了，待我假期结束回上海之前，阿爷早已扔掉拐杖、健步如飞，脸上重现了和蔼的笑容，两个月的时间，像是换了个人一般。

阿爷一辈子过得颠沛流离、曲折坎坷，也许是因为一生的乐观和平和，他从不计较、总是知足，旁人很少会在他的身上感受到忧愁和痛苦，用今天的话来说，阿爷总是善于给人满满的情绪价值。他也从来不发脾气，儿时我和小伙伴们往往淘气，阿爷从不生气，反倒是笑盈盈地应付我们的调皮捣蛋。

随着年岁的增长，阿爷二度告老还乡，回到上海独居。我去看望过他几次，他会告诉我每天的作息，告诉我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去听健康讲座，告诉我家人的悲欢离合，依旧是那副笑呵呵的面孔和宁波腔浓重的上海话。

几年前的十月，是一个天气舒爽的夜晚，我接到父亲的电话，退管会的叔叔通知他，阿爷去世了。挂上电话，我怔了很久，多年前和阿爷相处的快乐时光，一幕幕浮现。我没能去参加阿爷的追悼会，父亲说阿爷的遗容很安详。阿爷的女儿告诉父亲，生前阿爷一直在念叨着我们。

阿爷离去之后，我回到过黔北山乡。多年过去，阿爷和父母的单位已经搬迁，旧的厂房和家属区都留给了当地村民。我特地去到了阿爷最后工作和生活过的招待所，房舍废弃、断壁残垣。我在那里驻足良久，仿佛又看到了阿爷忙前忙后的身影，院前的空地上，似乎还有阿爷播种的花生，一位老人戴着草帽、扛着鱼竿经过，我差点叫出了声——“阿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