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帖”的那些事

唐虞世南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卷

唐怀素《苦筍帖》

东晋王献之《鸭头丸帖》

《淳化阁帖》（卷尾）

《淳化阁帖》（其中一卷）

上海博物馆东馆书画展厅自重磅回归以来，拿出了不少国宝级馆藏。书法展厅里，继东晋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卷、唐怀素草书《苦筍帖》卷之后，更换上新了宋拓修内司本《淳化阁帖》、东晋王羲之草书《袁生帖》页、唐虞世南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卷等。

在中国书法中，“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重要概念。爱好者如何欣赏“帖”？书法墨迹如何传世？本刊特约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孙丹妍为读者讲讲关于帖的那些事。 ——编者

孙丹妍

墨迹

“帖”作为名词，有两个读音：tiě与tiè。读作三声时，主要指官府的各类文告，《木兰诗》中“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杜甫《新安吏》中“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其中的“军帖”“府帖”即此。后来也泛称各种写有简短文字的柬帖，比如拜访时用的名帖、结盟时用的盟帖、订婚时用的庚帖、邀请客人时用的请帖等等。

读作四声时，指写在帛上的书签——这也是“帖”字的本义——引申为书法的临摹范本，历代大书法家的书迹被后人反复临摹，多以某某帖命名，比如陆机的《平复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羲之《兰亭序》的别名也叫《禊帖》。可见，“帖”有点类似尊称，能被称作帖的，必然是名家名作。这里所说的帖，都是墨迹本，就是书法家亲笔所写的真迹，或者是“下真迹一等”的摹本，这是书法界鄙视链的顶端，书法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因为只有它们保留下了书法家最原始、最真切的书写状态与书写痕迹，是最宝贵的艺术品和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古代书法家，尤其是晋唐书法名家的真笔墨迹寥若晨星，两晋只存留了两件：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与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唐代书家墨迹略多，但没有争议的也属凤毛麟角，赫赫有名的“颠张狂素”（张旭与怀素），留存的墨迹若干，基本没有疑议的亦只得怀素《苦筍帖》一件。

摹写

书法史上地位最高、声誉最隆、学者最多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没有真笔墨迹传世，好在我们能看到几乎与真迹无差的临摹本。临和摹是复制书法的两种方法，前者是将原件置于一边，观察体味之后书写出来，后者则是用半透明的纸张附在原作之上，用极细淡的线条勾出字形轮廓，再根据原作填入浓淡不一的墨色。

王羲之的《兰亭序》被唐太宗带入昭陵，对于后世热爱书法的人们来说，李世民对此举唯一稍能弥补的是，《兰亭序》最精美的临摹本同样出于他的授意。大唐最著名的书法家和最高明的摹书手给后人们留下了冯承素摹本、虞世南临本以及褚遂良临本。冯承素用的是勾线填墨的方法，加上技法精微，所以此本与原作最为接近。虞世南与褚遂良本身就是大书家，他们对照临写，意在取神，因此都带有个人的书写特点，尤其是虞世南本，墨色因皮损而显得古雅渲淡，笔画则圆融毓秀，别有一种萧散冲和的韵味，这韵味与其另一墨迹《汝南公主墓志铭》似有相通之处。自然，高古留存年代久远，信息渺茫，所谓冯摹、虞临与褚临也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在前人的经验上做出的最接近真相的判定。就如《汝南公主墓志铭》，虽然书法遒媚精妙，历代不乏著录，且钤有可能是唐代弘文馆所用的“弘文之印”，但仍有不少学者从文献、题跋、印章以及笔法方面提出是宋摹本，甚至是米芾临本的质疑。然而，这丝毫不影响这件作品的价值，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虞世南书法的真面目。

唐代另一次对王羲之家族书法的集中摹写由武则天主持。万岁通天二年，武则天访求王羲之墨迹，侍郎王方庆遂献出其十一世祖王导、十世祖王羲之、九世祖王献之、王徽之、王珣直到曾祖父王褒等王氏一门共二十八人的真笔墨迹十卷。后来武则天不欲夺其所宝，就命人将这些墨迹一一摹写留在宫中，原本仍然还与王方庆。这一举动不但彰显了武皇的宽仁，也为后世又存留了一笔王氏书法的宝贵脉息——后来王氏保存的真本亡佚殆尽，而摹本在两次火灾后幸存下王羲之、王献之等七人十帖，合为一卷，称《万岁通天帖》。此帖由于出自宫廷高手，摹写极尽精妙，用笔使转回旋，如在眼前，启功先生推为唐摹王帖之冠，超过了流于日本久负盛誉的唐摹王羲之《丧乱帖》与《孔侍中帖》。更难得的是，在《万岁通天帖》中，除了羲献父子，还有王荟、王僧虔等五位书法家的作品，展现了东晋到南朝书法家群体的丰富面貌。

刻帖

然而，纤毫不爽、呕心吐胆的临摹本虽几可与真迹同观，却也只能满足极少数皇室贵胄的需求，无法广为传播，且一旦遭遇意外，很有可以一起毁损。于是，出现了刻帖。刻帖，就是将名家的书法摹刻到石板或木板上，然后再将其拓印到纸上，如此便可大量复制流传。因此刻帖并非墨迹，而是一种黑底白字的印刷品。同样是在石头上刻字，刻帖与早就出现的刻碑有本质上的不同，刻碑是为了纪事或纪功，刻帖则是为了保留古代优秀的书法作品，刻碑非必名手，刻帖则定为名作。刻帖又分为单刻帖与丛刻帖，单刻帖只刻一种法书，丛刻帖则是多人多种法书的汇编。最著名的单刻帖仍可追溯到唐太宗，他得到《兰亭序》真迹后命当时的大书家临摹，除了上文提到的冯、虞、褚三家之外，与虞、褚并为“初唐四家”的欧阳询也临有一本，据说太宗令其摹刻上石，拓赐近臣，石头则藏于学士院。欧阳询的临本早已不存，而这块石头在五代时被移到汴都，直到后晋。辽灭晋，太宗耶律德光载石北归，途中病亡，弃石于杀虎林。北宋庆历年间，石头在定武（今河北定州）被发现，从此石所出的刻帖，便被称为“定武兰亭”，自此名扬天下。此后，与所有的宝物一样，这块石头的命运跌宕起伏，时隐时现，更有好事家另刻他石以鱼目混珠，因此各种拓本层出不穷。现在的学者多认为原石在宋室南渡时就佚失了，唯一被认为出自原石的拓本是元代天台长老独孤氏所藏，被他赠予大书法家赵孟頫，赵欣喜若狂，连连题跋十数次，便是后世艳称的“兰亭十三跋”。可叹的是，这件拓本在清代遭遇火灾，只幸存下三小片，六十余字。

丛帖

唐代末年，刻碑技术与雕版印刷术已较为成熟，于是大约在五代时，就有了丛帖的刊刻。据宋人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的记载，南唐后主李煜曾诏徐铉将内府所藏前代法书摹刻上石，汇编成《昇元帖》，可惜并没有实物流传下来。

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丛帖，出现在文治天下的北宋。北宋淳化三年，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摹刻秘阁所藏历代墨迹，编为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五卷为诸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共收先秦以来一百零二位书法家四百余件作品，天下名迹尽收于此，号为《阁帖》，因在淳化年间刊刻，又称《淳化阁帖》，后世誉为“法帖之祖”。《淳化阁帖》完成后藏于内府，只有近臣才偶尔得赐，在北宋就十分珍贵，因此公私翻刻众多。所谓翻刻，就是根据最初的拓本，再次摹刻上石。而从第二次翻刻的石上拓下的拓本，亦可以此再翻刻第三次，以此类推，可以无限翻刻与传播。《淳化阁帖》仅在宋代就有三十多种翻刻本，加上后世的不断翻刻，形成了令人生畏的庞杂系统，而刻帖的考证与鉴定也成了最繁难的一门学问。今天所见的各种版本的《淳化阁帖》中，著名收藏家安思远旧藏，后归上海博物馆的宋拓《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为历史上公认的传世最佳善本。

《淳化阁帖》的刊刻，不仅是宋太宗乃至整个宋朝“以文德致太平”理念的体现，也是中国书法艺术传承与发展的里程碑，其重要恰如赵孟頫所感叹“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它不但使先贤名迹，尤其是二王书迹得以广为传布，更开启了后世官私刻帖的风气，随着各种版本刻帖的流行，魏晋书法尤其是二王书风成为宋、元、明、清四代书家研习的主流，而后世所谓“帖学”书法的形成，其发端正在于此。至于这股风潮如何绵延近千年，如何在清代中后期逐渐衰微，最后被异军突起的“碑学”书风所压倒，那又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