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
格言诗作为诗的一个门类和品种,已被今人广为接受。每读富有哲理意味或人生劝诫类的诗,我们便称其为格言诗,或谓哲理诗。至于其来源,很少有人关注。
的确,近世以来,我们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不少词汇、新的名词或文体概念,乃至今天仍在运用,如散文诗,就是舶来品,并非传统所有。至于格言诗,曾在西方十分流行,而中国传统中极少提及。不少人一时茫然:同样说理的诗,西方汉译的称为格言诗,中国传统的反而称为哲理诗。其实,中国古代诗词中并无哲理诗的名目和提法,而格言诗倒是古已有之,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存在。如宋人所撰《垂虹诗话》中便有《格言诗》的条目,云:“国初有名人作座右铭云:‘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箭。莫吃空心茶,少餐中夜饭。’有驿舍壁间题诗云:‘逢桥须下马,遇夜莫行船。’此语可为道途之戒。”文中所谓“国初”即宋初。所引两条格言诗,前者是对人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关照,有劝诫之意;后者是对人在旅途中的安全关照,有如注意事项,也有劝诫之意。其中的劝诫成分,与西方的格言诗或印度的古代格言诗都非常相似,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的中国、印度诸国,还是西方的欧美各国,最初的格言诗,主要都是一种人生规劝,有着相当浓厚的告诫成分。
中国格言诗出现于宋代,这并不奇怪。宋人好发议论,又喜在诗中说理,如北宋理学家邵雍就公然在诗中提倡说理,就连苏东坡也写下了含有哲理的《题西林壁》一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尽管南宋严羽反对以诗说理、反对以学问为诗,认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但说理、议论的风气仍在蔓延,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寓有哲理的诗句,得到人们的嘉许与流传。于是,人们把一些富有哲理或带有生活哲理意味的诗句,也称为格言诗,这样一来,格言诗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拓展。
不仅如此,人们还把宋代以前凡带有人生哲学、劝诫励志等哲理意味的名诗名句,也都作为格言诗或哲理诗来看待了,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到得后来,人们甚至把唐宋词当中一些富有人生哲理的名句,也广加摘引,作为格言诗或哲理诗来自勉或劝诫他人,如“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辛弃疾)。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不同群体、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在生活的不同场合,仍在广泛地使用这些格言诗,用以表达自己的意志、想法和理念。
其实,这一现象与西方和印度等国也十分相似,除了少部分格言诗源自早期,这些国家和民族大量的格言诗也来自民众对诗人的海选,才得以流传至今。这也不是诗人所能决定和预料的,对于诗人来说,能有诗句被当作格言一样流传,自然是一种幸运和光荣,但这并不是诗人的主业和全部。诗人有表达思想和哲理的自由和权利,却有着对诗的更高追求。诗的高度与哲学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这样提醒和告诫诗人:“一首诗越是达到了哲学上的明晰性,便越是降低了一首诗的价值。”这说明,诗与哲学尽管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在价值取向、语言表述和审美判断上却均不相同,诗与哲学在属性上毕竟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