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创新包蕴传统

——读唐云画展有感

唐云《深山读书图》

唐云《樱桃·白头翁》

唐云《果品》

唐云《白头翁·石榴花》

唐云《光荣人家》

唐云《葵花朵朵向太阳》

唐云《童子采药图》

陈翔

“海上春云——唐云艺术展”正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行，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唐云书画艺术展。唐云作为海派绘画后期的代表人物，其艺术生涯不仅折射出海派绘画的发展轨迹，更体现了传统中国画在现代性转型中如何适应、创新与嬗变。 ——编者

海派绘画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绘画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折。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上海，以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熔炉，构成了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艺术生态，迫使艺术家在艺术生产中要考虑到大众审美与市场需求。

从杭州到上海，从传统文人画家到海上花鸟四大名旦之首，从海派市场翘楚到表现新时代风貌的先锋，唐云的每一次转型都精准地把握了时代脉搏。他的艺术实践展现了海派画家非凡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

既保留根脉，又多元开放

唐云的艺术起点扎根于传统文人画体系。他早年居于杭州，深受江南文人画传统熏陶，自号药城、侠尘，其艺术风格清新俊逸，笔致洒脱，有“杭州唐伯虎”之美誉。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以摹古为主，取法华新罗、石涛、八大山人等，强调笔墨意趣与文人雅趣，作品多体现传统士大夫的孤高与超逸。

1938年，唐云移居上海，他的艺术发生了深刻转变。这里的艺术市场由新兴的市民阶层、商人、收藏家及各地买家共同主导，审美趣味更倾向于“雅俗共赏”——既要求艺术具备一定的文化品位，又需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唐云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逐步从纯粹的文人画家转型为兼具传统修养与市场意识的海派画家。

唐云到上海后发现，上海画坛山水画高手如林，而花鸟画在赵之谦和吴昌硕之后并无大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花鸟画题材更符合大众审美，市场需求大。同时小写意花鸟画本身在上海很受欢迎，有着很好的受众基础。于是唐云开始主攻花鸟画，所画花鸟布局章法奇特，设色秀妍，生动有致，颇受好评。他与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并称为海上花鸟画“四大名旦”，且被推为头牌、首席。

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妥协，而是传统文人画在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唐云的成功在于，他从未放弃文人画的核心价值——笔墨意蕴与意境追求，而是通过题材拓展、形式创新与情感表达的通俗化，实现了文人画的世俗化转型。这种转型并不是传统的断裂，相反正是其生命力的延续与拓展，既保留了传统的根脉，又拥抱了现代的多元与开放。

唐云的花鸟画创作贯穿其艺术生涯的始终，也最清晰地反映了海派绘画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关系。唐云的绘画一方面因其技艺高超，另一方面则因其深刻理解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他笔下的花鸟虫鱼，不仅形神兼备，更充满生活情趣。如他常画蟋蟀、金鱼、茶具等日常之物，甚至将粽子、月饼等节令食品入画，赋予其雅致的艺术表现。这种俗物雅化的策略，拉近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使他的作品成为市民家庭装饰、礼品馈赠的优选。同时，他善于运用鲜艳的色彩与饱满的构图，营造欢快热烈的氛围，符合市场对喜气、吉祥的偏好。但唐云并未因此流于媚俗，而是以深厚的笔墨控制力维持了艺术格调，实现了雅俗共赏的平衡。

既包容适应，又同步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文艺政策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中国画开始了一场深刻的改造运动。唐云再次展现出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在题材与风格上进一步向大众靠拢。他减少了一些过于文人化的冷僻题材，转而描绘更具普遍审美意义的花卉禽鸟，如向日葵、公鸡、麻雀等，象征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在技法上，他强化了笔墨的表现力，风格趋于豪放泼辣，色彩更加明亮开朗，符合新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

1961年，唐云在《人民日报》发表《画人民喜爱的花鸟画》一文，系统阐述了对花鸟画创新的思考。他认为：“一个作者，如果没有乐观向上的精神，笔下缺乏生命力，即使画牡丹，也会流露出春寒寂寞、令人无奈的情调。可见问题不在牡丹还是残荷，而是要看画家的思想感情与怎样看待对象，怎样去刻画对象。”

1977年创作的《葵花朵朵向太阳》是唐云新时期花鸟画的代表作。作品以金黄花瓣如火焰般舒展，墨绿枝叶展现生命力，突破传统婉约风格。这种将所绘之物赋予新时代意义的创作方法，让传统笔墨迸发出磅礴的时代力量。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火热的生活都成为唐云的创作养分，助力他绘就崭新的社会风貌。

唐云的花鸟画实践证明了海派绘画的强大包容性与适应性，始终与时代脉搏同步，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紧密相连。当然，海派绘画的现代转型不仅体现在艺术本体层面，同时还深刻反映在艺术家的生存方式与社会角色上。传统文人画家往往隐逸山林，追求避世独立，而海派画家则活跃于都市公共空间，通过展览、结社、教学、媒体等多种渠道构建个人影响力。唐云正是这一新型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成功，除了卓越的艺术造诣外，还得益于其强大的社交能力、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及高尚的人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其艺术生命的良性生态。

唐云为人豪爽豁达，交友广泛，有“画坛侠士”之称。他与文艺界的众多名家如傅抱石、潘天寿、刘海粟等交往密切，积极参与画会、展览和研讨会，成为海派画坛的核心人物之一。这种活跃的社交活动不仅扩大了他的声誉，也为他的艺术带来了更多元的交流与启发。

既深耕艺术，又融入社会

除了艺术创作，唐云还是一位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他眼界极高，收藏颇丰，尤其以鉴藏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等作品为著。深厚的鉴赏力反过来滋养了他的创作，使他的艺术格调高古，不落俗套。

唐云对紫砂壶的收藏与研究尤为深入。他收藏了八把曼生壶，欣喜之余，将自己书斋命名为八壶精舍。他认为紫砂壶为中国文化独特的代表之作，流散民间以致保护欠佳实在令人心痛。唐云不仅保存了一批国宝级珍品，并且积极参与现代紫砂壶的制作，他参与设计制作的紫砂壶成为当代壶艺的审美标杆。

在教育与传承方面，唐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历任新华艺专、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

海派绘画的现代转型不仅是艺术观念与创作模式的迭代，也不仅是绘画技法、工具、手段的革新，更是艺术家身份、角色与生存方式的全面现代化。它要求艺术家既深耕艺术本体，又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既保持个人风格，又回应集体诉求。

唐云从传统文人画家到现代艺术大家的转变，不仅是个体的成功，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实践证明了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可能路径：通过雅俗共赏的策略连接市场与大众，通过与时俱进的态度响应时代召唤，通过人格与画品的统一构建艺术影响力。唐云以其卓越的艺术敏感性与社会适应力，使自己的艺术始终充满生机。他的艺术转型不是被动的迎合，而是主动的创新；不是放弃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并非简单抛弃传统或全盘西化，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坚守。唐云的艺术表明，真正伟大的传统是活的传统，它能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唐云曾言：“艺术创作不单是画家个人的事，还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作画常用老药、药翁署名，表明他的创作宗旨是要给人一点疗效或滋养。这种对艺术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或许正是他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找到自己艺术定位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意识与艺术自觉的结合，使得唐云的艺术生涯成为海派绘画现代转型的微观缩影，也成为中国艺术现代发展的一个精彩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