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帐铜瓶室的墨香与印痕

——纪念郑逸梅诞辰130周年

烂漫春色 郑有慧画 顾廷龙 题

吴湖帆作《纸帐铜瓶室图》

陶冷月 作《纸帐铜瓶室图》

逸梅恶札

人淡如菊

三千弟子半红妆 陶寿伯、张寒月

三千弟子半红妆 陶寿伯、张寒月

长寿养和村长 柳北野

旧闻记者

人在梅花中

纸帐铜瓶室集印谱二种

纸帐铜瓶室集印原谱书影

郑有慧

今年是祖父郑逸梅诞辰130周年。这些年来，整理他的遗著，已成为我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依托。在翻阅手稿、辨认字迹、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我仿佛重新走回那个堆满书籍纸帐、飘着铜瓶梅香的亭子间，也重新认识了那位伏案不辍、笔耕一生的“旧闻记者”。

故纸堆中重逢祖父

祖父一生爱书、买书、教书、写书，“涉笔生花八十春”是他文学生涯生动的写照。我与他共同生活三十八年，点点滴滴，至今历历在目。小时候，我最喜欢钻进他那不足十二平方米的朝北亭子间，那是我的游乐场，也是我的启蒙课堂。我常趴在他膝头，缠着他讲故事，或偷偷翻看他装订成册的《新民晚报》，尤其爱看上面的漫画。他从不嫌我吵闹，总是慈祥地纵容我的“缠绕”。唯在每晚六点到九点，他必静坐灯下，批改作文、阅读书籍、续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正是从那刻起，我懵懂地意识到书写与阅读的重量。

我虽从事美术教育与绘画，属于“隔壁邻居”，却未能延续他写日记的习惯。成长于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有限。直至退休之后，我才真正走进他的世界，边学边做，竟也陆续主编、编辑了《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郑逸梅遗印集》（以下简称《遗印》）等十九本书籍。这个过程，于我而言，犹如进入另一所学校，在故纸堆中重逢祖父的温厚与博学。

今年，《郑逸梅日记》五册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堪称一大快事。这些日记尽管只是日常琐记、友朋往来之痕，却真实映照出一位文人的兴趣与交游，是窥探那个时代文化生态的一扇窗。感谢张伟、梁颖、陈子善诸先生，以及祝淳翔老师不辞劳苦辨认潦草字迹、详加注释，他们的严谨令这段尘封的记忆重焕光辉。

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即将影印出版《纸帐铜瓶室集印谱二种》，收录祖父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手编的《纸帐铜瓶室集印》与《它山之石》，并附《秋芷室论印文编》。翻阅稿本，惊喜难抑：文徵明、邓石如、吴昌硕、丰子恺等明清以至近世名家的印蜕纷呈其间，更有马太龙、谢梅奴、陶寿伯等隐士高手之作，空白处常见祖父毛笔批注，兼具艺术与史料价值。

祖父生前不言“收藏”，常自谦“不够格”，但他的纸帐铜瓶室中，书札、画扇、竹刻、砚石、印拓等琳琅满目，俨然一座微型的文化天地。他尤好交友，通讯录中存四五百人，堪称“半部近代文坛友朋录”。这些印章，不止于金石趣味，更承载一段段文林往事。在《纸帐铜瓶室集印》《它山之石》稿本（以下简称《集印》），不得不再特别提出的，比较需要关注之处是：有几位名头显赫的隐士，如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之子马太龙先生的刻印，湖南篆刻家谢梅奴先生刻印——他曾为毛泽东主席刻过二方印章（现藏国家博物馆），此外还有台湾的陶寿伯为先祖父治印等，可谓琳琅满目。

印章不止金石趣味

《集印》内还有蒋吟秋所用印、来楚生治印、陶冷月自刻印、陆小康（陆康）治印、香港文人包天笑所用印等，异常丰富。此次即将出版的《集印》如能让读者和《郑逸梅遗印集》（以下简称《遗印》）一并了解，他们便可体会二书之间不可隔断的“血脉”，意蕴自是延绵不绝。

《遗印》中，先祖父的收藏一以贯之地以掌故为上，遗存的六七十方印章内，蕴含着不少掌故事例。如朱大可先生赠送的印章“人在梅花中”——先祖父名逸梅，斋名“纸帐铜瓶室”也是蕴含一个“梅”字，恰巧我初习画也以画梅花为主，大可公赠送此印章有多层意蕴，此印时常会盖在先祖父或者是我的画面上。朱大可，名讳奇，字大可。曾与施济群、陆澹安等创办《金钢钻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多家报社就职，著作多种，有《古籀蒙求》《新注唐诗三百首》《莲垞古文字考释集》等书籍，早年习字学书，因此一手唐楷小字夺目耀眼。曾给笔者书写自撰四色梅花诗词手卷，字迹雍容华贵、厚润清脱。

“人淡如菊”一印也是借以先祖父的一段逸事掌故。徐云叔先生曾给先祖父治印“梅魂菊影”，先祖父他本姓鞠，后嗣到外祖父郑家，先名际云，后改为逸梅，南社名宿高吹万曾书联“人淡如菊，品逸于梅”。因此“人淡如菊”也是先祖父酷爱的闲章，于我亦然。而且使用的频率，基本是笔者居多，先祖父曾戏谑和友朋言：“鸠占鹊巢”。

另有数方印文也有趣生动，如：邓散木先生刻“旧闻记者”，陈茗屋先生刻“秋芷室”（喻“臭知识”），马太龙刻“逸梅恶札”（先祖父一直认为自己的墨笔字春蚓秋蛇，作文也平平，自嘲），张寒月先生刻“三千弟子半红妆”“长寿养和村长”（先祖父曾居住在养和村1号），等等。

特别是“长寿养和村长”印文分别见有两位篆刻家治印：一是傅其伦，浙江桐乡人士，西泠印社社员，嘉兴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有多种书籍出版，如《傅其伦作品集》《傅其伦印存》等；另一位是柳璋，柳氏字北野，四明（今浙江宁波）人，曾问业于朱大可、胡朴安、胡寄尘诸宿老，从事律师职业，任上海半江诗社社长。特别是柳北野的边款有三个印面长题，叙述治印因缘。此印文内容在“文革”时期也遭到“小将”们的斥责，谓“‘村长’就是坏人！”如今回首，真可笑得“有理说不清”。

《遗印》内的印章虽不满百枚，但是治印之士和印文内容，均有许多逸事掌故可以发掘。

2019年，《遗印》在书展签售时排起长队，一小时后仍人流不散，让我亲眼见证读者对他不灭的怀念。如今，《纸帐铜瓶室集印谱二种》与之并读，更可完整窥见祖父在笔墨之外的金石世界。

回首来路，我从一个趴膝听故事的小孙女，到今日为他整理遗编、为他的书画配插图，仿佛是一种隔代的回应。虽未能日日写日记，却在他的字句与印痕中，学会了另一种记忆的方式。

愿纸帐常温，铜瓶永续，梅魂依旧淡如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