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开玩笑的张医生

□ 抒敏

那一年春天，春寒料峭，我病了。上午，妈妈在火炉上煮了一罐草药，倒在一大海碗中，等温热之际，我听话地捏着鼻子一伸脖子咕咚咕咚地灌下去。半天过去，妈妈用手摸摸我的额头，依然烫得像烧红的砖块，便急匆匆地背着我去五里路外的镇医院就诊。

给我看病的是个男医生，年纪四十几岁，披一身白大褂，胸前的小袋里别着一支笔。医生测了体温，然后用一块小木片压住我的舌头，拧开手电，仔细察看了我的口腔，再用听筒贴着前胸、后背认真地听了一遍。末了，他一脸严肃，嘴里迸出并不标准的土话：“还惨了。”我听了，心里慌了，自己都可以听到心跳的咚咚巨响。妈妈舒了一口气，抬起一只手擦了擦，开心地笑了。然后，母亲问医生要了一杯开水，让我将几粒白的、黄的小药丸顺下喉咙。

吃了那几粒小药丸，我滚烫的身子温度也慢慢退了一点，精神头也上来一些。临走的时候，妈妈交了一角二分钱，带上了医生开的、装有十几颗药丸的小药袋。医生追到医院大门口，亮着嗓子喊：要多喝开水啊。

回家还是母亲背着。我好奇刚才医生的严肃和母亲的笑。母亲说，医生是被打成“右派”下放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姓张，本领好，爱开玩笑，“还惨了”其实是说病没有多大关系。我六七岁的小屁孩一个，哪知道张医生整的这出好戏码。发热烧糊涂了的我，着实被他吓得不轻。

路上，妈妈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说，前几年，哥哥面黄肌瘦，头发稀疏发黄，总不见长个。她带哥哥去看病，张医生检查了半天说：“小孩子，缺营养，你以后每天给他买一斤猪肝烧汤吃，就好了。”“一斤猪肝？”妈妈惊掉了下巴。

20世纪70年代中期，猪肉是六角四分一斤，哪有那么多钱啊。张医生瞧着妈妈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笑着说：“开玩笑的，是每天一两猪肝，但必须连着吃两个月才好。”妈妈说，张医生那天没开药，当然就没付什么费用。之后，妈妈就跟住在县城的姑姑说好，由她每天去代购一两猪肝，装在一个小罐子里，拜托客运班车司机捎到村里的车站，妈妈再去拿来。哥哥吃了两个月的猪肝汤，脸也圆了，头发也黑了，人也长得高了、结实了。后来，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属他个子最高。到了现在，我们还是一致认为，这是猪肝汤的功劳。

听妈妈说，张医生后来调回上海去了，说是落实了政策。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算起来，张医生现在已是耄耋之年。或许，此刻他还是像当年一样，一脸严肃地跟他的孙辈们开着玩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