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的想起

梅子涵

我想起国良的时候，总是会想到他的突然蹿出。

他突然蹿出很好玩。

他说的“红丹丹”也很好玩。国良是有趣的。

那时我们正在行走。

一辆辆车把我们送到农场场部，一个个学校的学生各自往分配到的连队走去。我们朝着砖瓦厂走，我们分到砖瓦厂。

我们都是被指派了到乡下的，虽然农场的这个乡下离上海不远，但乡下总归是乡下，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些凝重，凝重也必定要往前走，还会不由自主走得有些雄赳赳，因为我们是那时的青年，青年得很像青年！

当芦苇荡里成群的野鸡野鸭被惊动了呼呼啦啦跃往天空，飞成前所未见的凌云之景时，我们新奇地仰头四望，脸上的神情骤然也都凌空飞翔了，眼睛里飘满云彩，甚至装下了天空，那一天，天气很好，秋意温和，你想愁闷，也只能阴转晴空。我们那时的年轻，是真正的善于“转基因”，自己转自己，天高云淡。

国良突然从我们左面蹿出。

他穿着长袖蓝T恤，那时不用T恤这个词，而是说线衫。穿蓝线衫的国良脖子后面挂着草帽，回力牌白球鞋，走得蹦蹦跳跳，像个文艺小分队队员。那时，每个中学都有文艺小分队，唱唱跳跳，千篇一律的旋律和舞姿，只雄壮不婀娜，热烈也傻乎乎。

他朝着我们喊：“革命的战友们，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无人搭腔。

他又喊：“胜利就在前方，如果不怕坍招势，就在革命的大路上比一比怎么样？”“坍招势”的意思就是坍台的意思，坍台就没面子。上海话里这样的词五花八门。

他又喊：“小伙子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要怕坍招势！”

他说完就往前面蹿，还不时地拨动一下路边的芦苇，芦苇“哗”地恢复原样，他很表演地回头又一喊：“要加油啊，革命青年们！”

走在我旁边的朱震南说：“他的话哪能这么多啊！”

我身后的陆儒泉对我说：“你应该考虑一下让他看看什么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震南和儒泉都和我不是一个班级，但是他们都知道我的速度，我在学校没有别的名气，但是速度是有名气的。我不只是短跑速度快，长跑的耐力也不那么平凡。

小青年，小伙子，都是很容易奔腾的，那时的我，更是一个容易浪花跃起的人。

我加快了节奏，根本不需要用跑道上的速度，革命青年国良已经跟在后面啊噗啊噗了，啊噗啊噗也是上海话，可以形容上气不接下气。

“啊哟，碰到对手了，这一记招势坍光！”他追赶着喊。“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啊？”

我不回答。势不可挡的时候，哪个想回答他这种问题。

回头看看，震南和儒泉也都疾步赶上，和国良走成肩并肩。

儒泉高声唱了起来：“穿林海，跨雪原……”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词。

儒泉是一个文艺家，唱京剧，唱歌，后来在农场的青春日子，他时或喊出、唱起的戏、歌，都是我们的活力。他和其他的一小群文艺家，是我们那个艰辛小天地中的戏班子、歌舞团。文艺家这三个字我不打引号，就是文艺家！这些个革命青年，如果不是被指派到了四面八方的乡下成为田野间的人，都是会考入大学的，但是现在只是一个乡下的歌者，乐观地劳动，浪漫着忘记愁闷。

是的，震南、儒泉，我也总是会想念他们。一同的行走，穿林海，跨雪原。同住过一个寝室。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并不诗性的震南突然说：“你那天在路上疾走如飞，看着好像圆形的操场变直了，遥遥无限，看不见冲刺线，结果，你一拐弯，我们也一拐弯，就到了！”

很多年了，我一直记得震南的这一段话，像一首哲学诗。后来我们都到了。

他们都回到了上海，震南当了一个工厂的厂长，儒泉当了高级工程师，都十分出色。国良和我们真的成了战友，都在砖瓦厂，也和我们在一个排。

举行誓师大会的时候，每所学校都要上去表示决心。那是一个决心和誓言都格外重要的年月，每一句话说出去都是蓝图，不用感叹号，逗号、句号也都是冲锋的战号！

震南代表我们学校。他当过大队长，总是说得稳重也恰当。

国良代表他们学校。他蹦蹦跳跳，热情洋溢，依然还是穿着蓝线衫、草帽、白球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把砖瓦厂办成红丹丹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全场奔放大笑。

国良快活地跑着下台。其实那也不算什么台，只比地面高出一点儿。那是一个简陋的食堂，台也是简陋的高，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矮台。

我们都坐在地上，没有凳子。国良坐在我前面一排。他回头朝我得意地一瞥，还很电影演员式地挤了一下眼睛，我朝他笑笑，他不知道自己把“红彤彤”说成了“红丹丹”，后来，别人告诉了他，他就问我：“这一次是不是招势又坍光了啊？”

我说：“坍什么光，红彤彤、红丹丹还不是一样，彤是红，丹也是红，都是红！”他说：“那倒也是的！”他很认真地问我：“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说成红丹丹？”我说：“肯定很多人都说成红丹丹的。”他说：“不过还是坍了一记招势！”

他说完便又嘻嘻哈哈，喜气洋洋了。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嘻嘻哈哈、喜气洋洋的人。

他小时候卖过棒冰，背着木箱沿街地喊：“光明牌老牌棒冰！”这是他们学校的人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他是我的朋友！

他经常回上海，有时候会旷工，因为他的女朋友在上海，女朋友很漂亮，所以他“落后”，工资分三档，21元、24元、27元，他只拿到21元。他不属于那个年月真正的“革命青年”，但是他天真、热烈，心思毫不隐讳，嘻嘻哈哈，喜气洋洋，我喜欢这样的人，我们的关系特别好！

他后来也到了，回到上海当了工人。

我常想起他，想起他的突然蹿出。很好玩！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不见了，也联络不上。我总希望他过得“红丹丹”。

我这么写，不为了什么，只是因为又想起。想起只是因为想起，没有别的主题。

国良的确参加过文艺小分队。那时的文艺小分队也是一种多么有趣的度过。多天真，多年轻，纯粹得很，有点傻乎乎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