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姐

章念驰

我姐长我两岁，祖母为她取名为“念辉”，小名阿月。她小时候不知为什么到了晚上就会打瞌睡，而我们其他兄妹还生龙活虎，所以大家戏称她“月老太”。我则叫她“阿姐”，小时候我老跟在她身后“阿姐、阿姐”叫个不停。阿姐读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可以坐火车到昆山，她带了一年级的我一起去春游了，从小显示出大姐的风范。我姐天生丽质、开朗活泼、喜歌善舞，跟着收音机学唱越剧，唱得惟妙惟肖。她初中毕业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沪招收文工团员，她毅然报考，立即被录取，前后不到一星期就跟部队去了朝鲜。当时我正在苏州家中度暑假，没有跟她见上一面，阿姐就走了，那年她才16岁，她是我们家出的第一个军人。那是1956年，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停战了，但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没有撤出朝鲜，阿姐在朝鲜为志愿军战士和朝鲜军民演出。这段经历大大地影响了她的性格，阿姐变得更加爽朗、单纯。1958年她随大部队归国，仍在部队服役，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文艺大汇演，直到1963年她随丈夫复员。阿姐的丈夫是上海松江人，1949年解放军解放上海，他立即参了军，他所属的二十军是最先开赴朝鲜战场的部队，在战斗中负伤而转入文工团，阿姐由此和他相识相爱，走到了一起。阿姐随丈夫一起复员到松江，从此阿姐的口音中夹杂了不少松江的土话，成了真正的松江媳妇。

1959年冬，我去北京，这时阿姐正好也在北京，她到车站接了我住到她的宿地，在东直门外左家庄“总参”的驻地，我就住在他们的招待所里。这是一幢大房子，大走廊、大厅，几十个大通铺。那年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各界人士春节联欢会，周总理带头与大家共舞，一直联欢到深夜。我回到左家庄已经是深夜两点，整个大楼都寂静无声，人们都睡了，我见到宽阔的长走廊里站着一个人，她就是我的阿姐，正在等着我回家，直到我睡下她才离去。那年在北京她在走廊上的身影永远刻在我的心里。

1971年，我病倒了，阿姐邀我到她那里去休养一段时间，她就住在松江的名园——醉白池之中。我在她温暖的家中，在她殷勤的招待之下，在她细心呵护之中，在美丽的醉白池园林内，在花香鸟语的环境里，逐渐地康复了，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动力，这是我一生中忘不了的一段甜蜜的记忆。

我姐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所有与别人共享，她经常为我添置新衣，直到今天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她依然每年会给我寄来新衣，她对其他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也是如此慷慨。我姐一生就是乐于助人，尤其照顾所有家人，就像一群大雁中的领头雁，是一个称职的大姐，我们兄弟姐妹都尊敬她。

我姐复员后随丈夫落户松江，分配在一个果蔬食品商店工作，进货、卖货、搬货、运货样样都要做，风里雨里天天跟无数顾客打交道，她一点没有娇气，任何苦活脏活她都抢着干。她如此卖力工作，以至于可以说让半个松江的人都认识这么一个世家后代、一个志愿军老战士。我姐夫复员后在松江文化馆工作，他正直、慷慨、勤奋，敢说真话。后来他们搬出了醉白池，住到一套两房一厅的老公房里。

再后来，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竟然都当上了市政协委员或市人大代表，阿姐也当上了上海市人大代表，她凭着朴素的观念为人民张目、为人民说公道话，不断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后来阿姐调到了“侨联”工作，阿姐算是侨眷，她又热情地投入侨务工作。再后来，阿姐退休了。如今，阿姐仍然风风火火穿梭在亲戚朋友之中，不忘初心，守护着一个志愿军老战士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