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
汪曾祺为他的家乡写过一首歌,起手就是一句:我的家乡在高邮。技术意义直追一千年前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那么,小子学步,且用在这里:我的家乡在皖南。
起因是家乡的音乐人朋友传来一首新近创作的作品,词曲作者都是皖南人。当然,也包括此时在这里梳理感想,蝇附骥尾的我。这首《皖风村歌》,抒情小调里回荡着干净的人声,前段以父辈的视角回望,后段的视角则切换至年轻世代,人声也配合着情绪,从弱混渐变至强混。两段之间融入一段皖南传统摇篮曲,堪称整首作品的升华之笔。从歌名即可知,该作品并非大歌,听下来也确实没有流于表面的浓烈的情绪宣泄。它所有的,不过是重而无形的一个“乡”字。长久以来,内心无数次动念想写家乡,拿起笔却又觉得艰难。在当今的大众媒介语境下,关于“皖南”的阐释学像是一场悬浮的梦:鱼鳞瓦、风火墙,雨雾下定格的黑白配色——刻板话术里清一色的世外桃源。我对皖南的感情,既不像外乡人那样看花多滤镜,也比很多人都要来得沉重。皖南也是我的梦,只不过这个梦常常是实体的。
人在日暮和年关的时候最容易思乡。上海的日暮总是被地铁和人类制造的灯光虚晃过去,年关虽然也显得越来越不那么隆重,但是到底是可以感知的。
中国人会顽固地以候鸟迁徙或是鲟鱼洄游的形式倒逼年关现形,那是在每一个独立的肉体内部发生的提前祭祖。于我而言,年关边的事常是这样的:每到年底,梦境就开始上演无数个《肉桂色铺子》的异形。像布鲁诺·舒尔茨笔下的那个小男孩,在虚实掺杂的夜梦中奔跑,我从朱衣巷、从塔影巷、从三友巷、从城关镇,从无数条再也回不去的路,徒劳奔向宣州景德寺24号——童年的家。好的,坏的,快乐的,幽黯的,那是我一切来处的来处。那是一个已经从地球表面消失的皖南,是属于我的原乡经验。
我的原乡经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道不分明的复杂调性。皖南一共六座城市,养育了我的那一座因为实在是很小,所以与乡土的联系变得容易了很多,但它又确实是一座城市,在我长大的上世纪90年代,有一切现代城市看上去该有的配置,所以与纯粹的乡土世界又若即若离。我与《皖风村歌》的创作者共享一个原乡,但我们的皖南经验是交叉而又不尽相同的。歌中吟唱着的“田间扶犁”“上游回水湾”“木榨油坊”,召唤着一些记忆回魂,为那些深埋的,为那些淡忘的。
对游子来说,一曲之中,皖南分明,可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