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的沪上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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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谱写的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内。

深耕地质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学校，1904年赴日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李四光16岁便参加同盟会，是最年轻的创始会员。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后赴英国学习地质，毕生研究地球科学，为地质学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1920—1937年期间，李四光先后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系主任，在教学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地调查和思想品德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地质学家，为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科研机构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8年6月9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东亚酒楼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应蔡元培邀请，李四光着手筹建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后，李四光担任所长，同时兼任北大教授和地质系主任，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上海和南京。

在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中，李四光倾注了无数心血。地质研究所起初安置在上海闸北区宝通路的民房内，房屋、图书和仪器设备都很匮乏。一年之后，地质研究所搬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并成立了实验室。1929年11月，中央研究院购得位于曹家渡小万柳的花园别墅，作为地质研究所的所址。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地质研究所又改在中国科学社图书馆两间会议室办公，1932年4月才搬回曹家渡。李四光曾回忆：“隔不了多久，几个人又要扛起‘地质研究所’这块招牌，在上海的马路上跑来跑去。”1932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往南京，合并于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办公。1933年秋，坐落在鸡鸣寺路的办公大楼竣工，地质研究所才有了安身之处。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地质研究所进入了颠沛流离的西迁时期，李四光带着员工、学生在动荡岁月中自力更生、追求学术突破。1934—1936年，他还应邀赴英国和爱尔兰的8所大学讲学。1946年11月，李四光一家由重庆返沪，住进了岳阳路中央研究院的集体宿舍。李四光当时身体羸弱，不仅有心绞痛，同时还查出了肺结核。

1948年，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两年后，他历尽艰难才从英国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为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李四光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全国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对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我国较早关注原子能利用问题的科学家之一。

弦音一曲

李四光青年时期非常喜欢音乐，小提琴拉得不错。在英国留学期间，他便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

那是1919年11月，李四光前往巴黎作演讲，他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写了几句乐曲，共5行19小节，并将自己的英文名J.S.Lee和创作时间、地点写在上面。翌年，他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以《行路难》为题，写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曲。与此同时，他还在稿纸的右上角注明“仲揆”二字，在曲谱的右边，写下“1920年正月作于巴黎”等字样。乐曲写好后，李四光请好友萧友梅指正，并由萧友梅保存。如今，《行路难》这首乐曲的原件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

上音的前身是由蔡元培与萧友梅于1927年创建的国立音乐院，在民国时期是国内唯一的国立音乐学府。建校之初创办的图书室由中国首批音乐学博导廖辅叔等人负责，萧友梅校长在抗战期间也兼任过图书管理员。当时的一批音乐家都将收藏捐赠给了母校图书馆，包括谭小麟留美、萧友梅留德期间的个人所藏。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周边漫步

汾阳路45号

西班牙建筑风格的独立式两层花园住宅，建于1932年，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中国大陆公司承建。原为上海江海关为海关税务司建造的官邸，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丁贵堂任副总税务司后，该官邸才有中国人入住。

这幢洋房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约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36平方米。住宅高二层，假三层，平面对称，砖木混合结构。整个建筑错落有致，屋顶的红色筒瓦、山墙的帕拉第奥式窗、阳台的铸铁栅栏、门窗的雕饰充分体现了西班牙建筑的特点。

南昌路38号住宅

建于二十世纪初，建筑面积约为420平方米。该建筑根据地形，设计巧妙，呈南北狭长形，坐落于街角处。该建筑高5层（原为四层加建一层），有半层地下室，底楼外墙为水泥拉毛，二、三、四楼为红砖外墙，其中西南侧为红、白砖拼花。内部由一主楼梯连接南北向住户，一层南向带一个三角形院落。该建筑曾经历一次大的修缮，具有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