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勇
社会是个大学堂,到处都有学问,回想幼时的识字经历,好多字都是坐在公交车上看沿途店招认识的。在外面识了一些字,渐渐对字的美丑有了概念,回家看见月饼盒上“杏花楼”三个字,觉得好看。又看新民晚报报头四个红字,也是工工整整特别好看,进而知晓“新民晚报”四个字是集的孙中山先生的字。再长大一些,开始去逛福州路,抬头看到“杏花楼”大招牌,边上有落款,才知这字是朱汝珍写的。因为这点,再去了解朱汝珍,知道了他是清末科举最后一个榜眼,至于第一名的状元,名字叫刘春霖,写的字也是工工整整。从杏花楼往西走,经过上海图书公司,看到店招“上海图书公司”几个大字是周谷城先生所写,文人气浓厚,好看。边上还有一家振鼎鸡,白斩鸡好吃,店招隶书“振鼎鸡”三个字扭来扭去,若干年后才知道是张森先生所写。吃完白斩鸡,来到斜对面的上海书城,这里通常是我“福州路之行”的终点站。几个楼面逛下来,少说得要两个小时,若没有白斩鸡垫底,绝对撑不住。后来鲁迅先生的书读得多了,进而看他写的字,方知“上海书城”四个大字是集的鲁迅先生的字。
如今福州路也常去,终于知道杏花楼楼上其实是可以点菜吃饭的,他们家的宫爆虾球和炒饭都很好吃。上海书城也重新装修了,看到四个大字依旧感觉亲切,自己也在里面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从买书的读者变成吆喝卖书的作者,算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至于斜对面的振鼎鸡,终究还是关门了,当然论口味的变化,现在的我喜欢豉油鸡胜过白斩鸡。
抬头看字,低头吃饭,两件事情在我这里,都挺顺畅的。记得大一暑假,我跟着师兄师姐去西安社会实践,晚上去回民街觅食,第一次吃到了“贾三包子”。抬头看店招是贾平凹先生的字,以为两者有关联,其实不然。因为是晚上,店招上的字没太多欣赏,一口一个包子却吃得很开心。同行的好多人都被汤包里的汤汁烫到了嘴,只有我和俞师兄淡然处之,边上的姚师姐连忙说,因为他们俩都是上海人,从小吃汤包。后来,俞师兄去了香港读研究生,并且留在香港工作至今,姚师姐则保研本校,最后留校做了老师。前段时间,姚师姐给我寄了一个礼盒,让我提提意见,我这才知道师姐现在是北大餐饮中心的领导,管了全学校的食堂。礼盒里面有好几个糕点,上面印了北大的校徽,那个校徽也是鲁迅先生设计的。
大一暑假去西安,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尤其是那里的各种面食,太好吃了,以至于之后每次去西安,我都要去吃贾三包子。但当年,在吃完贾三包子的第二天,我是满怀羞愧之心离开西安的。究其原因,是我们一行人统一穿了学校发的文化衫,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白色的T恤衫,正面印了硕大的几个红字,内容是“北京大学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说巧不巧,迎面走过来两位西安的美女姐姐,对我露出鄙夷的表情,说了一句西安话:“咦,下乡都下到我们西安来了!”于是,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大学毕业回上海工作,依旧保留了喜欢看店招的习惯,看字吃饭成了我的一种觅食方式。譬如去南京西路的王家沙,起初看店招不觉得“王家沙”三个字有啥好,后来看过章汝奭先生的长篇小楷后,佩服得不得了,深挖才知道“王家沙”三个字正是出自章汝奭先生之手,招牌上的字是小字放成了大字。而在徐家汇,天钥桥路口西亚宾馆外立面,有一个硕大无比的“鸭王”招牌,草书“鸭王”二字正是出自沈鹏先生之手。这店招,起初自然是做广告的功能,但时间一长,成了许多人脑海里的城市记忆,也就无形中变成了一个“装置艺术”。至于店里的菜,真的没啥印象了,就记住了“鸭王”那两个字。因为沈鹏先生的字,太有辨识度了。
其中,也有几件趣事值得记录。我读中学那会儿就爱看报纸,报上常有沈鹏先生的报道,知道他是中书协主席,是现时的大书法家。待到1999年我去北京上大学,那会儿北大团委有一位沈老师负责学生工作,他在台上讲话,我们在台下听。边上师兄跟我说,你知道沈老师是谁吗?我说,他不就是团委书记吗?师兄连忙跟我说道,他是沈鹏的儿子。我重重地“噢”了一声。
时光飞逝,隔了二十七年,到了2026年,上海美术馆办了沈鹏先生的书法艺术回顾展。我跟更年轻的师弟师妹们说,沈鹏先生的这个大展,一定要去看。奈何师弟师妹没啥特别的反应,大概他们是理科背景,平时很少关注书法艺术吧。万般无奈之下,我连忙补充道,沈鹏是沈老师的爸爸。那边立刻重重地“噢”了一声,反应过来了。
所谓喜欢与不喜欢,知道与不知道,终究还是有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后来,我把这事说给沈老师听,北大生物系毕业的沈老师一如既往地微微一笑,“你们中文系的人啊,太能编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