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
人们往往把沈尹默被陈独秀一顿“其俗入骨”的棒喝,从此发愤钻研,池水尽黑,终成大家,视作其早年“字写得不好”“媚俗”的证据。这样的解读其实并不靠谱:至少陈沈订交(1907年)前,沈尹默的书法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由他一句“彼时年少自负”(《新民晚报·夜光杯·书法漫谈》)及民国初年书坛哄传“南沈北于”(于,于右任),可知也。
那么,沈尹默的字究竟在哪儿让陈独秀感到“俗”不可耐?
我们知道,清朝乾嘉至同光近200年里,书坛向存帖学与碑学之争。帖学,简言之,注重纸绢墨迹、历代刻帖,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手札、晋唐行草一脉的墨迹或摹刻为宗,强调毛笔在纸上的真实运行轨迹,讲究提按顿挫,追求笔法精妙与气韵顺畅;碑学,简言之,注重石刻碑版、摩崖墓志、造像记等石刻,尤以北朝碑刻文字为范本,把刀刻形成的方折、残泐、石花等纳入审美范畴,追求金石气息、雄强质朴、骨力气势。两者孰优孰劣,无法判断,只能说,审美趣味决定了接受者的欣赏偏好。
显然,沈尹默服膺帖学,而陈独秀推崇碑学。是故,其时壮怀激烈,主张革故鼎新、个性解放的陈独秀,把沈尹默视作疲软纤弱、保守固化之帖学流亚,再正常不过。
好在沈尹默并非偏执的帖学“卫道士”,经陈独秀点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陷于一种肌理温润甜熟、习气根深蒂固状态,故而亟须沾溉碑学之长以补帖学之短。他欣慰地回忆道:“自此摒绝旧日帖学陋习,沉心临摹北碑十余年,日日锤炼腕力笔法,方渐渐脱去俗气。”(《书法漫谈》)
那么,沈尹默“十余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得到陈独秀认可了吗?没有!在1941年致台静农信中陈独秀毫不客气地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陈独秀眼里的沈尹默仍旧挣扎于传统帖学之俗而不拔,尚未跳转到他理想中的新境界。我想,幸亏陈独秀那番表达限于私信,倘若公诸圈内圈外,沈尹默大概要被一口老痰噎死。
都过了那么多年,陈独秀对沈尹默的评价仍然不高,对头吗?我以为他秉持非白即黑理念,确实有点过分。事实上沈尹默说过:“我的学书路径,便是先弃帖学,专攻北碑十数年锤炼筋骨,中年之后重返二王、褚遂良帖学,以碑之骨撑帖之韵,刚柔相融。”(《书法漫谈》)他确实走通了一条帖碑兼修的道路,堪当一代宗师。就书法上的建树和贡献而言,我以为沈尹默远超陈独秀。
沈尹默比较完整的书法理论和见解,集中体现于他的《书法论丛》(初版为1978年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它可能是相对较早的沈尹默书法论文结集。全书由《书法论》《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一)》《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二)》《二王法书管窥》4篇论文组成。文章貌似深奥,其实不然,他常常借由古人观点进行自由发挥,用最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创作中最说不清道不明的门径。比如“间架”一词,在建筑学上,梁与梁之间叫“间”,桁与桁之间叫“架”,假使以此观照书法,难免令人费解。沈尹默又是怎么说“间”的呢?“‘间’是指一字的笔画与笔画之间,各个部分之间的空隙。这些空隙,要令人看了顺眼,配合均匀,出于自然,不觉得相离过远,或者过近,这就是所谓‘均’。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来说,若果纵画与纵画,横画与横画,互相间的距离,排列得分毫不差,那就是前人所说的状如算子,形式上是整齐不过了,但一入眼反而觉得不匀称,因而不耐看。这要和横、纵画的平直要求一样,要在不平中求得平,不直中求得直,这里也要向不均处求得均。法书点画之间的空隙,其远近相距要各得其宜,不容毫发增加。”(《唐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可以想象,这段话对于书法爱好者应该大有裨益。
四十多年前我入手《书法论丛》,可惜它已是1984年1月第3版第3次印刷的版本,累计印数达158600本,那时书法爱好者众多,于此可窥一斑。倘若凭此我也算书法爱好者的话,那就太自恋了。坦白交代,我对此书发生兴趣,更多在于占全书近一半篇幅的历代书法名作图录。从买椟还珠这点看,我倒是不折不扣的“其俗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