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另一条路 试出新天地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今天上午在临港中心启幕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记者 徐程 摄

多贝西

袁钧瑛

邵峰

迪克西特

本报记者 郜阳

见习记者 张依文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今天起在临港举行。世界顶尖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将在明天的开幕式上举行，包括首位中国籍顶科奖得主邵峰在内的11位获奖者将登上领奖台；姚期智、埃菲·杰曼诺夫、兰迪·谢克曼等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将分别担任宣奖人和颁奖人。

论坛开幕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其中四位获奖者。他们的故事虽然各异，却都不约而同地从“为什么不试试另一条路”开始。

多贝西 数学不是观赏运动，要亲手实践

在学术界，很多人称英格丽·多贝西为“小波之母”，但多贝西本人并不太喜欢“她引发了小波革命”这一说法。“我只是运气好，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带着合适的背景，看到了有限长度滤波器的重要性。”她如是说。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今天你在电影院里看到的高清画面，医生读到的核磁共振图像，甚至博物馆里一幅被战火炸成碎片的文艺复兴时期壁画能够被重新拼合，背后都站着以她名字命名的数学工具——“多贝西小波”。2026年，这位杜克大学的荣休教授获得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表彰她“在应用调和分析、小波理论与图像压缩领域的杰出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小波的思想已在地震勘探、量子力学等领域零星出现，但始终没有形成一套严密且可高效计算的数学体系。多贝西做的事情，是把“数学的优美”和“工程的实用”捏合到了一起：她构造出的紧支撑小波，既有漂亮的数学结构，又有可以快速运行的算法。这套工具后来被写进了JPEG2000图像压缩标准。

她本人更愿意谈的，是数学离开论文之后去了哪里。比利时《根特祭坛画》是凡·埃克兄弟的名作，在木板双面作画，X射线扫描时正反画面叠在一起，修复人员分不清底层细节。多贝西团队用图像分解算法把两面的影像剥离开来。她还参与过曼特尼亚壁画的重组，二战轰炸把壁画炸成了数千块碎片，数学算法帮助艺术史家把它们重新拼回去。

在AI狂飙的当下，多贝西对算力瓶颈有一个朴素得近乎“回归常识”的观察。神经网络在初始层其实已经在计算类似小波变换的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把小波变换后的数据“喂”进去，让网络省掉重复计算的那一步呢？

值得一提的是，多贝西并不把AI视为数学的替代品，因为“数学家的工作是对解题思路有所洞察，而不是对答案照单全收”。在她看来，数学不是一项“观赏性运动”，它的精髓在于亲自实践、深化理解、建立新的联系。

袁钧瑛 造出“程序性坏死”，打破坏死教条

袁钧瑛的研究很有意思：细胞是怎么死的？

听起来有点灰暗？40多年前在哈佛作出这个选择时，有教授当面问她：你不去关心活着的细胞，研究死亡的细胞干什么？但在她看来，问题要反过来问：“未知生，焉知死？”研究细胞如何死亡，恰恰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

2026年，她与另外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四个人里，袁钧瑛是最早出发的那一个。

1977年，袁钧瑛还是上海棉纺机械厂的一名工人，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2年赴哈佛，她很快撞上了一堵墙：找不到一个研究细胞死亡的实验室。在当时的生物学版图里，细胞死亡几乎是一片无人区。她没有等，跳过博士后阶段，直接在麻省总医院建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室。

1993年，袁钧瑛在《细胞》杂志上发文，报告了哺乳动物细胞中调控凋亡的半胱天冬酶家族，第一次证明细胞死亡在哺乳动物里同样受基因的精密控制。这一发现，为她的导师霍维茨后来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供了重要基石。

但袁钧瑛没有停在凋亡上。她在试图用抑制凋亡的办法保护神经细胞时，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凋亡被“堵住”，细胞还是会死，死法更像“坏死”。而教科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坏死是被动的、不受调控的意外死亡。

袁钧瑛不信这个“金科玉律”。四十多岁时，她再次走进无人区，用化学筛选找到了能阻断这种死亡的小分子Nec-1，又反向追出了它的靶点RIPK1。她亲手造了一个词来命名这种死法：程序性坏死（Necroptosis）。从此，“坏死不可调控”的教条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2020年，袁钧瑛全职回到上海，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她说，上海是她回国“不二的选择”。在交叉中心，她反复讲一个词：“死亡之谷”——从靶点发现到真正上市的新药，中间隔着一道极宽的裂缝。她要做的，是架桥。

她告诉记者，得奖从来不是目标。四十多年前她下决心把研究发现变成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药，“这个决心没有变”。她生活规律，很少熬夜，但没解决的问题会一直住在脑子里，半夜醒来，答案有时就自己来了。每天早上吃早饭，她会刷一会儿短视频，看着好玩，也顺手买点东西。

你看，一个把“细胞怎么死”拆到分子层面的人，生活里并不沉重。 同济大学供图

邵峰 找到细胞另一种死法，也找到科研“金矿”

细胞死亡并不总是安静的。在邵峰动手研究它之前，教科书里对程序性细胞死亡的描述几乎等同于“凋亡”：细胞收缩、打包、被“邻居”吞掉，像一场体面的退场。但邵峰的团队后来证明，细胞还会有另一种死法——在细胞膜上炸出孔洞，把自己“引爆”，并把碎片和警报信号喷射出去，惊动整个免疫系统。这种死法叫细胞焦亡。

今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及其他三位科学家，以嘉奖他们“阐明多类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分子通路”。

故事的核心，是一个叫Gasdermin的蛋白家族。邵峰喜欢把它们比作“小炸弹”：平时安安静静，一旦被特定信号点燃，就会在膜上打孔。2015年之前，领域里多数人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执行焦亡的膜打孔蛋白。因为焦亡需要Caspase-1（注：一种蛋白酶），而Caspase-1最早被发现时，一度被归入凋亡的框架。沿着凋亡的惯性往下想，很难“看见”一个专门负责在膜上打洞的分子。

邵峰的优势恰恰在于，他进入细胞死亡领域，不是为了研究死亡本身。他早年的工作是细菌毒素机制，2008年前后转向宿主细胞如何感知细菌感染。抗细菌天然免疫受体被激活后，常常触发一种促炎性的剧烈死亡——焦亡。他是顺着天然免疫的线索，被“带”到焦亡面前的。没有凋亡领域固有的思维定势，反而让他愿意追问一个当时看来不太主流的问题：Caspase-1下游，是不是有一个专门执行膜破裂的蛋白？

2013年初，基因编辑技术出现。邵峰立刻意识到，全基因组无偏筛选可以系统性地寻找答案。他们找到了GSDMD：它被Caspase-1切割，切割是焦亡所必需的。更关键的一步在后面——把GSDMD的切割片段表达到大肠杆菌甚至酵母里，这些完全不同的细胞也会因膜破裂而死。在电子显微镜下，人工膜上出现了由GSDMD组装成的规则孔洞。

基础研究的新发现，迅速“溢出”到临床。传统化疗和靶向药大多让癌细胞“悄悄关机”，而焦亡的独特之处在于促炎和免疫活化。2020年，邵峰团队发现，人为让肿瘤细胞焦亡，可以触发强大的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如果把这种“引爆”与抗体偶联药物、溶瘤病毒或CAR-T结合，实体瘤治疗或许能打开一扇新门。

很多人问他怕不怕失败，邵峰的回答很诚实：“不怕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因为怕失败而只做些确定性比较高的研究，我会觉得很没意思。”而当他被问及成功的因素，他的答案十几年没变过：不要跟风，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明天，顶科奖颁奖典礼就将举行，但邵峰的脑子里还装着下一个“金矿”：焦亡细胞释放的未知信号分子，以及不同细胞、不同场景下焦亡免疫效应的差异。

迪克西特 不问“发表多少篇”，要问“发现了什么”

细胞是怎么死的？

维什瓦·迪克西特从肯尼亚的临床实习一路追问到基因泰克，一追就是29年。这位爱拿自己光头开玩笑、邮件从不隔夜的科学家，身为美国基因泰克公司早期发现研究副总裁，把细胞里的“分子剪刀”和“法官”摸得一清二楚。今年，他因“阐明多类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分子通路”获得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记者请他向一个完全不懂生物学的人解释“细胞死亡”，迪克西特说，我们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细胞在死亡——受损细胞、突变细胞和衰老细胞必须死亡，新细胞才能替换它们。问题在于，细胞如何决定死亡？如果它决定死亡，“执行者”又是什么性质？

“我们的研究揭示，执行者就像一把分子剪刀。它剪断细胞内部的关键蛋白质和组成部分。这种剪切是不可逆的——一旦剪断就无法重新连接，细胞随之死亡。”

但这把剪刀不是自己想剪就剪。它受制于“法官”：有些是细胞表面的死亡受体，一旦被结合就会发出死亡指令；有些是受损线粒体释放的分子。在法官和剪刀之间，还有一个抑制细胞死亡的庞大家族。迪克西特多年的工作，就是界定这些执行者，并阐明它们如何受到抑制剂的调控。

实验室里的发现变成药，最难的一步是什么？迪克西特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耐心。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从基础发现到一款新药需要漫长的时间。

药物研发的“死亡之谷”，大多源于安全性信号。许多在动物模型上有效的小分子，最终在人体试验阶段失败，原因是安全风险大于获益。另一个主要失败原因，是选错了适应证。抗TNF抗体最初是奔着癌症去的，结果一度失败，后来才在炎症疾病里找到位置。

在细胞死亡调控领域，一个已经落地的例子是BCL-2抑制剂维奈克拉，用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它拮抗癌细胞内起死亡抑制作用的BCL-2蛋白，打破癌细胞建立的生存—死亡平衡，把细胞推向死亡。

迪克西特寄语年轻人，科研是一项艰难的职业，必须拥有真正的热情，由好奇心驱动。“我认为，大家不应该问‘你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而应该问‘你发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