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
上周,我去武汉办事,返程前去了一趟昙华林。昙华林是近现代以来武昌的文化中心,现在很像上海的新天地,有很多由西式风格的建筑和街区改建而成的新的城市景点,站在“我在昙华林很想你”的路牌下,历史的斑驳光影和各色人等的风云际会不期然在眼前浮现。
我并不是第一次来昙华林,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华中师大读书时就来过这里。这次来,是想来看看华师前身华中大学的旧址。华大源自1903年建立的文华大学,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后改为师范学校,后来才搬到我们就读的桂子山上的新校园,而老校园则给了湖北中医学院(现湖北中医大学)。当年我读书时,还有很多教我们的老师住在这里,经常谈到他们在昙华林老校园读书时的往事。
当我从昙华林附近的地铁站出来时,突然下起了小雨,我临时在超市买了把雨伞,撑着伞向昙华林走去。转过街角没走多远,很快就看到了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以文华大学首任校长翟雅各名字命名的华大的体育馆,这幢醒目而宏伟的建筑既有中式的绿色琉璃瓦大屋顶,又有西式的清水红砖墙面,还有两个高高的烟囱,可以看出,当年人们努力融汇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良苦用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当时的中国的现代大学共有的精神和追求。而从翟雅各体育馆旁的中医学院的大门进去朝上再走一段距离,就可以看到半山坡上,正对着下面的翟雅各体育馆和操场的华大的大礼堂、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等旧址,这些老建筑大都是西式风格的楼房,有希腊式的立柱,也有红瓦的坡顶,虽然百多年来历经岁月的洗礼,但基本保存完好,有很多都还在正常使用。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特地到文学院门前拍了张照片,看到门旁有块牌子上还注明“1920年陈独秀来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曾居住于此”。文学院等老建筑都有些破旧,油漆脱落,墙面开裂,很明显都需要再次予以维护了。
走在雨中的校园,不时闻到路边晚开的桂花的香气和樟树的清冽的芬芳,让人觉得这座古老的校园历久弥新,而其追求中西融汇,致力社会和国家进步的精神犹如这弥漫的桂香一样,至今仍熏陶着在这里学习的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我曾和我的学生穆潇然去大理的喜洲镇寻访抗战时华大遗迹的事。当时,我们从大理古城骑着共享单车,沿着洱海一路骑到了喜洲镇。就像抗战时期,很多沿海和内地的大学一样,为躲避战火,继续为国育才,华大于1938年从武昌到桂林到河内再到昆明,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才辗转落脚到喜洲这座边陲小镇,借用了镇里的文庙和祠堂办学。作家老舍当年曾应邀前来华大讲学,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年华大用校车的马达发电来照明,而当电灯开始大放“光明”之时,很多从来不知道“电”和“电灯”为何物的老百姓,都从很远的地方前来“观光”。老舍讲述的这件事,并非孤例,当时很多迁往内地的大学都有过这样的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光明”的事情。我现在供职的同济也曾在李庄用带来的发电机发电为大家提供照明,医学院的老师还为当地民众治疗了困扰他们很多年的“麻脚瘟”的怪病。这样的事情几乎发生在每个西迁的大学之中。
华大旧址纪念馆就设立在老的文庙里,当年它被用作学校的图书馆。虽然展陈内容略显简陋,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纪念馆里有座木制的重檐歇山顶的牌坊,匾额上赫然题着“文明”两个厚重有力的行楷大字。那一刻,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感动,当初华大的前辈,还有全国那些在抗战期间,坚持不懈办学的其他大学的先辈,不仅在战火中保存了我们古老的文明,而且还在千里流徙中传播和弘扬了现代的文明。他们当年的呕心沥血在今天得到了报偿,因为这些大学虽历经时代的变化,不管后来合并也好,改名也好,现在大都依然在为文化与科学的进步源源不断地培养着学生,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站在牌坊前,叫穆潇然同学给我照张相,我叮嘱他,人可以小一点,但牌坊一定要照全,特别是要把焦点对准牌坊中央的“文明”两个字上。就像华大的那些前辈当年和文明站在一起一样,今天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努力和文明站在一起。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和文明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才会进步,才会永远和文明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