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照亮他们的那束光

蔡海超

穿上警服，走进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我才知道这里没有电影里的紧张追捕，有的是一间谈话室、一本教材、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谈心。我面对的，几乎都是被毒品吞没过的女人。

做戒毒女警这些年，我越来越明白，女吸毒者走进这里之前，多半先走过一条更暗的路。家暴、性侵、被遗弃……毒品往往是她们最后的止痛药，不是最初的病因。陈某就是这样的女人。有人从身后走过，她会吓得猛回头；谈话时有人敲门，她会浑身一抖。档案很薄：丈夫长期家暴，反复报警又撤诉，最后她用毒品麻痹自己。第一次谈话，我没穿警服外套，坐在她斜对面。我没问案情，问她：“你最喜欢吃什么？”她愣了很久，说：“小时候，我妈做的红烧肉。”我点点头：“我小时候也爱吃，后来离开家，再也吃不出那个味道。”她一直死死攥着的衣角，慢慢松开了。

我索性让她把话说完。她猛地抬头，眼里全是愤怒：“从小到大受人欺负，离开那个可恶的家，又嫁给了家暴我的丈夫……”我没有马上讲道理，只说：“你过去的苦，我能理解。可你的刺一旦立起来，看着很凶，别人也不敢靠近你。”她躲闪的眼神慢慢转过来。

我学过萨提亚和身体治疗，给她设计了一套方案：每天睡前写三行情绪日记，发生了什么、什么感觉、身体哪里不舒服，哪怕只写一个字也行。慢慢地，她开始写了。有一天她写：“今天有人从背后经过，我本来又要紧张了，但想起蔡警官说的‘先看脚下，再看周围’，低头看了一眼地面，发现自己是安全的。”我还教她一个“安全姿势”——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轻轻拍自己的肩膀。她学得很笨拙，拍着拍着就哭了。我说：“哭出来好，哭出来就是身体在排毒。”

后来，我有意无意走过那间监室，常见她坐在老位置上，肩膀却不像以前那样绷着了。听说别的戒毒人员情绪低落，她会主动过去，轻轻拍着对方的背给予安慰。

李某是一名90后女孩，大学时被“朋友”带上毒品的路，后来因共用针具感染艾滋病。学业中断，家人几乎断绝关系。第一次见她，她很瘦，眼神是碎的。她最过不去的坎不是病，是羞耻，觉得自己不配活着。我对她说：“在我眼里，你首先是生病的人，病要治，错要认，但人不该被一笔勾销。”

她开始配合治疗，还把日记拿给我看，第一篇里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今天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没有带‘那个’两个字。”“那个”，指的是“那个艾滋病的”，这是她在所里第一次被人叫名字，而不是被一个标签定义。出所时，她签了社区康复协议，因为她知道，还有人愿意等她好起来。

在戒毒所内，我是一名民警；走出戒毒所，我常把防毒知识送进校园、社区、企业。2001年至今，我累计宣讲879场，覆盖17.5万余人次。一次就业指导课，有人举手：“蔡老师，我出去后，一查有吸毒史，谁要我？”全场安静。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要听你们的答案。”沉默许久，有人说学一门手艺，有人说去小地方不挑活。他们不是不想好，是不相信自己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最难忘的是在一次小学科普课，一个小女孩拉住我衣角：“老师，我爸爸以前吸毒，现在戒掉了，可每天都不开心。”我蹲下教她一个“抱抱魔法”：每天给爸爸一个拥抱。她认真点头，眼睛亮了。

履职之余，我依托“12355上海青春在线”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也走进ICU病房陪伴重病儿童，公益服务1279.5小时。二十多年一线，我最欣慰的，是戒毒人员走出所门回头说：“蔡老师，我不会再碰那个东西了。”我更记挂的是那些女戒毒人员，她们没说自己戒得成不成，只说记住了“我还能好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