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只有“裸床”的毛坯病房到准备好所有物资收治病人，上海医疗队只用了2天。摄影/叶佳琪

张继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医院管理专家、骨科专家。

紧急建成的雷神山医院，在实现“应收尽收”中发挥主要作用。摄影/叶佳琪

6家医院混编，科学组织医疗力量。摄影/叶佳琪

未完全完工的病房、大批等待着入院的病人、六家医院混编的队伍——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面临的是全新的挑战。

记者｜黄　祺

火神山、雷神山——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两家临时建设的战地医院，不仅仅代表着2000多张床位，更承载着武汉人战胜疫情的希望。

用十个昼夜建成的雷神山医院，2月8日开始接收病人，医院建成后大大缓解了武汉当时“一床难求”的紧迫，为“床等人”的实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雷神山医院是目前在院新冠病人数最多的医院。

事实上雷神山医院从2月8日开始边施工边运转，并不是在2月8日这天结束建设。当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2月19日到达雷神山医院时，这支医疗队接手的病区，还是“毛坯房”：卫生没有打扫，病房里除了病床外，医疗设备、桌椅板凳、办公设施、床单被子，都还没有到位。

第八批医疗队由上海六家三级医院组成，总人数513名，是上海总共9批援鄂医疗队中人数最多的队伍。分别由仁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六人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第七人民医院以及杨浦区中心医院构成，在雷神山医院承担四个普通重症病房192张床位，和ICU病房31张床位的工作。

未完全完工的病房、大批等待着入院的病人、六家医院混编的队伍——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面临的是全新的挑战。

截止至3月16日，全队累积收治患者240人，其中重症111名，危重症28名，累积出院患者65人。

雷神山医院将坚守到最后，迎接武汉疫情的完全结束，而到武汉已经一月余的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也会继续坚持。

在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武汉“满月”的前一天，3月18日，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张继东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上海医疗特色“移植”到雷神山

《新民周刊》：3月18日，湖北迎来一张四个“0”的成绩单，部分医疗队已经陆续回家。您这支医疗队任务还重吗？

张继东：我们管理的病区，还有100多名重症患者，其中危重症患者20多名。武汉之前有40多家定点医院，最后要将病人归并到10家定点医院去，雷神山医院就是10家中的一家，因此我们要留下来继续工作。

我们这里收治的危重病人中，有一部分是需要血透的病人，还有一些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新冠肺炎病人。3月7日，仁济医院又派来了一支精英团队支援雷神山医院。他们由心脏外科、心脏外科监护室、神经外科监护室和重症医学科的2名医生和6名护士组成，主要的任务是负责危重症病人中需要ECMO支持治疗和CRRT（体外血液净化替代肾脏功能）支持治疗的患者的医疗和护理。

《新民周刊》：仁济医院派出的这个重症医学团队，在病区怎样工作？

张继东：现在我们管理的病人中有两人用上了ECMO支持治疗，其中有一位目前可以看到有希望转危为安。ECMO治疗需要医护团队的配合，医生制定好方案，做好插管，平时的监护都是由护士完成的。

ECMO治疗的病人是24小时需要监护的，任何的疏忽可能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ECMO的原理就是用机器替代心肺，让血液在体外循环。它的使用有很多技术难度，比如说，血液离开人体会发生凝血，要用药物来阻止凝血，但是如果抗凝血的药物太多，又会损伤其他器官。所以说ECMO的监护很复杂，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

《新民周刊》：这支医疗队在救治上有哪些特点？

张继东：我们这支医疗队的救治，体现了上海医疗的特色。一个是精细化管理，一个是以病人为中心。我们除了落实床位责任医生以外，还成立了各个专业分组，有插管组（麻醉科），还有护心小组、护肾小组，消化科医生组成护肝和护消化道小组。

还有一个是医疗质量控制。我们在上海一般是三级质量控制，但在雷神山医院实行四级质量控制。第一个是治疗组的质量控制，第二个是每个科室的质量控制，第三个是医疗队专家组的质量控制，第四个是雷神山医院总体的质量控制。这是一个网状结构的质量控制，达到高效、实用的效果。

除了上面这些质量控制以外，我们还背靠上海新冠肺炎医疗专家组，可以邀请他们远程会诊。我们把上海的专家组共识和国家第七版的诊疗共识结合在一起，在循环呼吸的维持、营养的支持、细胞因子风暴的防控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所有这些就体现了我们救治新冠肺炎病人的上海优势，我们现在收治的轻型患者没有一个转成重型。

野战医院中“白手起家”

《新民周刊》：雷神山医院是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诞生的，您第一天到武汉，第一次看到雷神山医院，是什么样子的？

张继东：2月19日下午我们乘坐两架东航包机，到达武汉。武汉机场除了欢迎我们的人，空无一人。 乘大巴到驻地，一路上看不到车辆，也看不到人，这个城市像停摆了一样。就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镜头，时间静止了。当时大家心里都是比较紧张的。

到驻地以后，雷神山医院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下午5点半有车来接我们去医院。我和第八批医疗队总联络员庄捷主任一块，晚上就去了雷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其实是分几期完工的，我们的这个区，刚刚建好，周边都还是工地，很多建筑工人在工作，一路泥泞。到了人事处，我们得到任务，分管4个病区和1个ICU病房。

我们这个队比较特殊，人员来自6家医院，其中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仁济医院人数最多，每个队156人，还有几家医院每家是50多人。

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如果按照医院来分配病区是不合理的，所以就把人员进行了混编。首先要确保ICU团队，把医疗队中重症医学、呼吸、麻醉等专业的医生和有专业背景的护士，抽调出来放到ICU，因为重症监护室是抢救病人最重要的阵地。

《新民周刊》：当时病房里是什么情况？

张继东：第二天我们队员一起去雷神山医院，到病房里一看，空的。雷神山医院是分期逐步建完的，我们的病房这时候刚刚完工还没有验收，我们首先要参与验收。比如说，病房是负压病房，压力到底对不对？压力不对那不就是有感染风险么，我们每个房间都要去试一遍。还有一个是房间的密封性，每个房间冷热水通没通等等。验收中有时候也能发现门把手装反啊之类的情况，毕竟是紧急建设的医院，都难免。

验收好了要先做保洁，当时工人几乎找不到，我们的队员自己打扫，可以快一点做完保洁。

病房里有床，但就是个“裸床”，队员们去仓库领床单，领病人的生活用品，还有医疗器械……仓库到病房有几百米远，有的时候有车运，有时候没有车我们就用平板车去推，道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很难推。

《新民周刊》：医疗设备等等工作都靠医护人员吗？

张继东：医疗设备搬到病房，包装都还没拆过。我们队员自己装，自己调试。医院要运转起来，还需要信息系统，医生开处方，这个信息怎么传输出去，都是我们要准备好的。

院内感染管理特别重要，也要全部准备好，在哪里换衣服，什么地方进什么地方出。传送窗怎么设计，常规的医院里也有这种传送窗的，但主要是实验室里使用。

我们队员基本上都来自综合性医院，但雷神山医院是一个传染病医院，全部队员都要经过防护培训，医院各处要贴好流程规范。院感培训每个人都要做，每个人都要过关。我们有院感管理专员，隔着玻璃盯着医护人员穿脱防护服，每一步都不能错。

《新民周刊》：准备工作用了多少时间？

张继东：2月22号晚上8点，我们的普通病房就已经具备收治病人的条件了，准备的时间就是两个整天。ICU的准备时间要长一些，2月24日开始收病人。从一个空房间，到一个可以收治病人的ICU病房，我们用了不到96个小时。

战疫关键时期雷神山发挥重要作用

《新民周刊》：收治第一批病人的景象是怎样的？

张继东：雷神山医院没有门诊、没有急诊，全部按照武汉市前方防疫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收治病人。我们会接到指挥部的通知，比如通知说马上送100个病人来，其中多少病人是重病人，那么到时间转运病人的车就来了。一开始的五六天，有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收到通知，转运的车就来了，打开门一看，哇这么多人。

那个时候有很深的感触，武汉人民真的是英雄的人民，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在这次大灾面前表现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我感动。没有人哭天喊地地抱怨，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帮助他们。

《新民周刊》：从您角度看，雷神山医院在疫情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张继东：武汉疫情早期，好多病人拿着CT片子，千方百计希望能住院，那时候是人找床。武汉原有的病房，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武汉那么多病人的收治，所以这时候决定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开出了方舱医院。我认为那个时期可以叫战略相持期，叫战斗的相持阶段，这时候多增加一份力量，战胜疫情的砝码就加重了。

如果说病人晚一天进医院，他在社区里，可能带来更多的感染。早点收入医院，就可以早点控制传染源，减少了传染风险，早点治疗，病人病亡率也就降低了。

《新民周刊》：第八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已经在武汉一个多月，队员们现在心态如何？

张继东：我们医疗队不少队员是90后，我作为领队就像个“家长”，平常要给他们鼓劲。刚来的时候，有的队员心里有点害怕，有些顾虑。你不能说他胆小鬼，新兵上战场都有一个过程，但经过锻炼后他将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战士，我要鼓励大家。90后、00后，他们马上就是中坚力量、骨干力量。这次参与战疫支援，我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能得到锻炼，得到培养，将来他们再遇到紧急的情况，他们就心里有数了。人是在实战中，风雨中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