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的负压救护车内，驾驶舱和医疗舱间的玻璃窗被封箱带封得严严实实。

3月22日，上海急救中心援鄂队员胜利凯旋。

车队向火神山医院转送患者。

在武汉执行任务的40天中，队员们累计转运新冠患者2626人。

8个人，5辆负压救护车，40天内承担着协和、同济、金银潭、雷神山、火神山以及各个方舱医院之间的危重症、轻症患者的转院工作，没有一次事故，更没有发生过一例死亡。

撰稿｜郜　阳　记者｜金　姬

上海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中，有8个人的身份相对特殊，他们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派出的120医疗急救队员。

不同于其他援鄂医疗队的整建制开展工作，他们基本属于单兵作战。8个人，5辆负压救护车，承担着协和、同济、金银潭、雷神山、火神山以及各个方舱医院之间的危重症、轻症患者的转院工作，被称为武汉病患的“摆渡人”。

在武汉执行任务的40天中，队员们累计转运新冠患者2626人，重症255人，轻症2371人，共出动738车次，没有发生过一次危险事件，没有发生一次车辆安全事故，更没有发生过一例死亡病例。

队员们纷纷感慨，这次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雾”莫过于护目镜上的水汽；最煎熬的工作环境莫过于穿着防护服在冰天雪地里“享受”雪景，在烈日下“欣赏”黄鹤楼和樱花；最痛苦的莫过于穿着纸尿裤却怎么也无法缓解膀胱的“压力”，“但是我们无怨无悔，倍感骄傲！”

3月22日，上海急救中心援鄂的八名队员回到上海。上海急救中心援鄂医疗队队长刘轶回到上海后对记者表示，急救队离汉前的几天，反而比平时更忙了。因为武汉疫情缓解后，方舱医院休舱，武汉当地普通医院正逐步恢复非新冠肺炎的门诊，因此符合转运条件的重型、危重型患者统一向高水平医院集中。上海急救队承担了大量转运病人的工作。

回到上海集中隔离14天后，队员们最想做的就是见一见分别2个月的家人。“我可能稍微休息两天，就要继续去做口岸的转运工作了。”刘轶说，上海口岸“防输入”，压力很大，队员们都希望能够尽快为这座城市分忧，保住抗疫果实。

“命令”不断，任务艰巨

在武汉期间，刘轶习惯用“命令”这个词来描述每天接到的工作安排。

清晨睁开眼，用过早餐，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为驻地房间和公共区域消毒、清点物资、检查队里的5台负压救护车……每一项都马虎不得。有队员专门负责检查车辆的负压值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疫情期间，这事关大家的安全。与此同时，驻地隔壁的武汉急救中心里一片繁忙，收集信息、安排车辆调度……“一般会在下午向我们下达命令。”

随着“应收尽收”的执行，这座城市向疫情发起总攻，指挥部分派任务时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区分轻重症了。

“病人是担架抬上车的，需要吸氧，吸氧量已经开到最大值了。”刘轶回忆起最惊险的一次任务。转运途中，医疗舱里的跟车护士告诉他，病人的意识开始模糊，心电图显示心率不齐。好在那时，救护车已经驶入火神山医院，正排队在门口等待交接。刘轶立即用扩音器喊话，请求尽快安排。“没过多少时间，几名医生跑过来，将病人推到重症监护室。”刘轶长吁了一口气，“他的生命体征还在。”来武汉前在上海转运过新冠肺炎患者，刘轶和队员们清楚，这个病恶化起来速度非常快，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他们脚下的油门，会踩得更重些。

队员曾杰也在武汉遇到过紧急情况:有一次雷神山医院有个非常危重的病人，曾杰在车上等了将近三个小时。大家心里都清楚，时间越长，对重病患者而言，转运风险就越大。幸好，这次转运最后顺利完成。

在武汉转运期间，偶尔也遇到难沟通的病人，上救护车后死活不配合戴口罩。遇到这种情况，队员们只能让他系好安全带，尽快送到医院，避免更多接触。有一次，队员薛凯华去转运一位危重症患者。病人是个老太太，在车上很烦躁，不停地拽氧气面罩。跟车护士只好一遍遍帮她固定。病人只能靠在护士身上，一躺下就呼吸困难。“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多少次担心她过不去，她最终还是平安进病房了。”他有些后怕。薛凯华最多一天开了连续六个多钟头的车，先后去了雷神山、火神山、金银潭三家医院转送病人，有位病人到医院后病情急转直下，直接送进了ICU。“但只要还有生命体征，我们就很欣慰，真的，我们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从上海出发前，刘轶想到过很多会遇到的困难。但他没想到，最寻常的“方便”，却是队伍最头疼却绕不过去的话题。刘轶说自己一次也没穿过纸尿裤，因为不习惯。有几名队员穿上后，

明明憋得难受，却怎么也尿不出来，只能到驻地才能解决。“上海一次任务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可这起码要翻个倍。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劝大家穿上。”

精细保障，实现40天零事故

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刘轶是机动班的一名驾驶员，今年38岁的他从部队转业后，开了14年急救车。来到江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找到他，“云南转运车队在同济医院的压力太大，你们能否分担一下？”刘轶代大家做了决定，“没问题”。

侯敏杰当天执行的是院内病人的转运，从下午1点到3点半。驻地离医院超过30公里，出车一次，就要四五个小时。“知道今天是自己，很早就不吃不喝了，纸尿裤也穿上了。”

全身的装备是专门负责的队友提前准备好的，放在黄色塑料袋里。防护服要拉开上半身的拉链，提着它将双脚放进去，整个过程尽量不着地。接着，套好袖子，戴上帽子，拉上拉链，粘上胶条。侯敏杰已经很熟练了，在跟车护士的帮助下，没过多久就穿戴完毕。

救护车狭小的空间，被队员们划分成“三区”。“驾驶舱是清洁区，车外是半污染区，医疗舱是污染区。”驾驶舱和医疗舱间的玻璃窗被封箱带封得严严实实，“再小的细节，也不能放过。”但事实上，侯敏杰很难把握它们间的界限，遇到危重症病人，他也要下车帮忙抬担架、接患者。

从驻地到医院，见到的路障比车都多。在武汉空旷的街道上飞驰时，侯敏杰无暇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色。疫情期间的救护车，是为数不多的观察人情冷暖的移动窗口。从这扇窗口向外望去，你能看到这座城市生病时的痛，也能看见不屈服的人从未放弃希望。

队员沈骏在队里负责车辆，每天的车况，水、电、油，包括后面的负压、氧气，这些车况每天早上要做例行检查。正是因为他的仔细,保障急救队在武汉当地保持40天零事故的纪录。

急救技术过硬，6人是退伍军人

在武汉疫情中担任急救转运任务，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对体力和脑力都有巨大的考验。上海医疗急救队8人中，有6人当过兵。年纪最大的陆志刚生于1972年，最小的孙俊刚过34岁生日。作为上海第一批驰援武汉的急救车司机，他们当初是从100人当中被挑选出来的，挑选的条件是：年龄50岁以下，在急救中心工作10年以上，共产党员。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过非典、埃博拉病毒的病患转运，以及汶川地震救灾、都江堰援建、世博会、进博会、亚信峰会等大型活动的保障工作。为了让上海首批驰援湖北的急救员安全工作、平安归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为他们每人准备了可用10天的防护装备。

作为上海医疗急救队队长，刘轶在疫情发生后一直忙于上海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第一时间将他们送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年初四到现在，我一直没回家。”这位年轻的上海急救员参加过汶川大地震、H1N9禽流感、上海世博会等重大事件的医疗急救工作。

2月8日晚上十点半接到任务，2月10日凌晨，八人就乘坐普快专列到达武昌站。“我们都是写请战书申请到武汉的。”刘轶说，出发那天，他的家属没来送行。接到任务后，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老家便只身奔赴前线。

对于大家来说，人生地不熟，每天工作量也是未知数，这种不确定，是所有害怕和担心的源头。“不能怕它（新冠病毒）！”队员阮盛说，“你怕它，它就不怕你了。”

刚到武汉，小分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刘轶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沈骏和侯敏杰是委员。“每天出车回来，临时党支部都会开会讨论大家当天遇到的情况，然后由我们三人一起决定一些新的规范和方法，通知到每一位成员，这是临时党支部所起的作用。”

来到武汉的第十天，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队员孙俊的妈妈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肋骨骨折。“去中山医院看的，汇报后第二天单位领导就去慰问了。只有后方安定，我们在前线才能安心工作。”

面对病毒，这些魁梧的汉子不曾退缩，但家人，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柔软的那部分。“还有侯敏杰，他儿子今年要中考，每天都要视频，盯着他好好学习。”说完队友，刘轶才说到了自己。这个春节，他原本陪着妻子和女儿回老家过年，但疫情紧张，没待两天就孤身回到上海，要去武汉的消息，也是通过视频告诉妻子的。刘轶每天会抽时间和家里联系，但基本上报喜不报忧。“也就问问父母、孩子的情况，告诉他们自己一切都好。”他眼神尽显温柔，“等回去了想带他们好好旅游放松一下”。

在武汉的日子里，这支队伍也被更多人温暖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北京、上海、青海、内蒙古、云南、吉林等6省（自治区、直辖市）征召65名志愿者，组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驰援武汉，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河南转运队先投入战斗，见来了“新人”，他们告诫刘轶，如果到社区转运病人，车门一定要锁上。这句忠告来自此前的教训，疫情早期，有的确诊病人见来了救护车，一哄而上，场面极其混乱。

疫区不能开中央空调，内蒙古转运队拿着电热毯送给上海转运队。他们有很多女队员，宁愿自己受冻……

如今，大家各自回到家乡，继续成为一线抗疫“摆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