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9支医疗队领队集结的合影。摄影/董天晔

朱畴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朱畴文在前线帮助队员穿上防护服。

朱畴文（中）和“落日照片”拍摄者甘俊超（左）、“落日照片”背影医者刘凯（右）。

在朱畴文看来，所有推荐的治疗方案，都不见得是完美的；在这次抗疫中，他更多担心的是医护的安全、精神状态。

撰稿｜杨瑞静

从2月6日晚8时接到指令，到2月7日雨夜抵达武汉，仅一天时间。朱畴文带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称中山医院）医疗队，即将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两个传染病重症病房，共80张床位。

朱畴文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他带领的是一支136人的医疗队伍，30名医生涵盖重症医学科、呼吸科、感染科等多个学科，100名护士有40名来自ICU（重症监护室）。因一张与患者看落日照片“走红出圈”的刘凯，正是这支医疗队的一员。

在朱畴文看来，所有推荐的治疗方案，都不见得是完美的；刚开始，前去支援的多支医疗队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讨论工作时，会出现争吵的情况；在这次抗疫中，他更多担心的是医护的安全、精神状态，“我不会给他们下达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标”“宣传医护穿纸尿裤工作，对他们是残忍的”。

“（这件事）不发生该多好，不发生该多好。”采访中，他的声音很低，话语间停顿时间有些长。

不会让医护穿纸尿裤

记者：当时您带领的136人医疗队出征武汉，是否有过担心？

朱畴文：不管你多么成熟，刚来到武汉后肯定会有担心、有压力。有些人会紧张、焦虑，甚至有抑郁的倾向。他们的这些心理压力，更多来自于陌生感。

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病房、陌生的疾病，还要穿着防护服去操作。但如果我们能够给出充足的保护、规范的流程、严格的纪律、随时沟通的机制，医护人员就不应该再有额外的害怕了。

记者：你们在武汉的工作环境如何？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工作吗？

朱畴文：我们穿隔离衣的护士每四小时一班，除非有抢救工作，一般医生在隔离区查房时间为2-3小时。他们不需要在里面呆6小时，我更不同意他们在里面呆8小时，何必违反人的生理规律呢？4小时不上厕所，一般人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医护没有必要穿纸尿裤。媒体没必要宣扬穿纸尿裤的做法，任何宣传这种做法的报道我都觉得对医护人员很残忍。

我不会给队员下达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标。我是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我必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个人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状态，要帮他们找到最好的工作状态，所以就不能给他们不切实际的压力。我会把班车时间排得密一点，让他们在值班结束后，能及时回到酒店休息。

记者：您觉得医疗队最缺什么?医疗队员有过抱怨吗?

朱畴文:我曾经在医疗队内部做过调查，问他们还需要什么。有人说家里缺口罩。于是中山医院安排给每个队员的家里发60个口罩，还帮忙买药送药。

我们的后方，我们自己的单位，在尽全力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体现了“最佳雇主”应有的形象。累不累？一定累！吃的东西配不配胃口？一定不如在上海。但我们医生护士也没有其他可多抱怨的地方。这次是你发挥专业力量的时候，对你的人生，对你的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现在病房工作基本上一切都步入正轨、常态化，医护已经对所有诊疗工作得心应手。目前所有人的状态，应该都是向好的。我相信我的队员都是优秀的，我相信他们的专业性，相信他们的使命感。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这是一支很团结的队伍，我们搭档起来很舒服。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抢救回来

记者：重症病房内无法抢救的病人，你们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朱畴文：我们根据临床情况，利用专业知识，尽我们的力量去抢救我们的患者。任何一例死亡患者的出现，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你可能会感到难过，但我们面对的疾病充满未知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也并没有完全掌握，重症患者的死亡率肯定要高于轻症患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抢救过来，这是现实。

记者：此前媒体报道过各种治疗方法和药物。根据您的救治经验，您有什么推荐吗？

朱畴文:就目前来看，死亡率在逐渐降低。

关于很多治疗方法、药物，我不太想谈。我现在有点儿担心，由于媒体一会儿宣传新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一会儿康复者血浆疗法，一会儿单克隆抗体治疗，是否会让社会产生一种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期望，会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压力。

有些病人想喝汤药，我们也有。至于中药能起到什么作用，现在我们的样本量小，还难以去评判，我们队伍中也没有“中医专业”的，目前病房也没有一个病人是只喝中药作为治疗的。

媒体报道中有很多新疗法、药物。实际上，所有的推荐治疗方案，都不见得是尽善尽美的。所有患者都需要规范化指导下的个体化处理，而个体化的处理也依赖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但我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不够多。庆幸的是，我们有一支多学科、富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医护团队。

有争吵，也有温暖

记者：中山医疗队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合作情况如何？

朱畴文：武汉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一些诊疗流程和我们团队不太一样，比如开化验单、各种影像检查的操作等，还有些药物使用方法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也不熟悉。我作为领队就需要把这些事情提出来，大家一块探讨，找到解决方案。

这个探讨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刚进病房接管的时候，我们领队、医疗队长、组长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会有些争吵。但所有的争执都是为了工作，即便是我们自己的诊疗小队之间，也会有争执，但都是为了达成一致的方案。

刚开始时，物资储备并没有很充足，他们提供一些物资和我们平常使用的规格不一样，未达到我们的要求或标准，我会提出来。但是我理解他们，短时间内这么大需求量，谁能马上供应得上？他们不够，我们就先用自己的。我们带了10天量的防护用品。

目前物资短缺尤其是防护用品不够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为国家的生产以及采购量，捐赠量也越来越多，所以从物资这方面来看，绝对是越来越好。

由于医院内禁止家属探视，在这期间，我们给患者送过内裤、毛巾、拖鞋、肥皂、牙膏等，还有吃的东西，什么都送过。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这些物资也大都是社会捐来的。

记者：刷屏的那张“落日余晖”照片，就是您所在的医疗队的故事。您能具体讲讲吗?

朱畴文：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两个想法：很暖，会火。

这张照片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它反映了现在医患携手并进的关系，也体现了我们对光明、希望的向往。

从医生角度来讲，我认为这张照片太暖了。在我的行医经历里，也碰到过医患关系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总体上，医患关系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

一些不好的医患事件发生比例极小，但是性质很恶劣，所以就给社会造成一种医患关系不好的印象，也间接影响了学生对医学相关专业的选择。

在疫情大环境下，没有媒体再去渲染医患关系不好的氛围，更多的是在报道医患共同作战的事迹；同时，现在看病（新冠肺炎）是不要钱的，病人也没有什么好闹的。

不发生该多好

记者：您家里对于您驰援武汉支持吗？

朱畴文：从接到命令到出发，也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跟太太和女儿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女儿哭了，她不想让我去。但她知道拦不住我，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平时我们就微信联系，发发语音，传些照片。现在她在家里上网课，学习也忙，我也忙，想聊的时候就聊一下。

我对她们的状态很放心。不管是医院还是区里，都非常关心我家里的情况，经常去送菜、生活用品。

记者：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朱畴文：我有时会想，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上海是不是过得更好？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医疗队中的一些人刚毕业没多久，他们是需要经历一些考验，但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

“不发生该多好”，这句话不单单是为医疗队队员说的，更是为整个武汉、整个湖北、整个中国说的。

这场灾难是不是本来可以避免？它是不是可以不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为什么没有尽早干预？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反思。（本文作者为健康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