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在金银潭医院新冠肺炎病房会诊病人。

王振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临床心理科 主任医师。

上海心理医疗队为武汉当地医护人员做心理干预，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

进入方舱医院的上海心理医疗队队员。

上海的心理医生在武汉工作场景。

我们希望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应激期，帮助他把焦虑缓解下来，以免造成长期影响。

记者｜黄　祺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一个多月后，2月21日，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抵达武汉。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是首批到达武汉的心理医疗队之一，50名队员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各区精神卫生中心，在10个医疗机构开展工作，方舱医院全部休舱后在6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驻点，近期根据国家卫健委统一安排接手了雷神山医院等两家定点医院的心理救援工作。

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心理医疗队到疫情重点地区开展心理干预工作，上海、湖南、四川等省市成规模派出8支心理医疗队，共300人在武汉各家医疗机构与临床医生一起为患者提供服务，同时也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健康保障。

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介绍，前期心理医生们针对新冠肺炎患者开展了心理干预，如今病人逐渐减少，但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逐步凸显，因此心理医疗队目前主要的工作是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服务。

王振认为，在疫情进展到一个多月的时间点有序、科学地开展心理干预，是一个非常及时和恰当的措施。王振发现，患病老人以及患病儿童和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儿童，是这次疫情中让他非常担心的群体，未来需要对这些群体进行重点的干预和长期的跟踪。

部分医护人员心里“留伤”

《新民周刊》：武汉患者人数减少，心理医疗队的工作重点有没有变化？

王振：因为其他省市的心理医疗队逐步撤离武汉，我们负责的医疗机构数量比之前增加了两家。现在病人人数少了，我们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医护人员上。

之前救治的压力很大，医护人员都绷着神经，现在救治的任务轻了一些，医护人员有时间去想一想，这个时候心理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

武汉有一些医院逐步恢复正常运转，要接受其他病人了，医护人员有的正在接受隔离，之后也要回到日常的工作中。但是他们在疫情早期的经历，可能留下比较大的心理创伤。我们对这些医护人员开展线上心理筛查，如果他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可以在后台留下电话，我们专业的心理医生就会为他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目前已经做了1000多人次的电话咨询服务。某些特别需要面对面访谈的，我们也会做访谈。

《新民周刊》：医护人员心理上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王振：之前医护人员在紧张的工作中，主要是焦虑和失眠比较多，现在这两点大多数人有所改善，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特别是很早就参加救治的武汉当地医护人员，和到武汉比较早的医疗队队员，他们经历了物资缺乏的时期，对感染的恐惧，在急重症病房里看到救治无效的场面，经历过想帮助病人但又无能为力的那种痛苦，这些对医护人员影响是比较严重的，不进行干预的话部分人可能长期不能释怀。总体来说医护人员到抑郁程度的有，但不是很多。

《新民周刊》：心理医疗队用哪些方式进行干预？

王振：我们有线上的干预，也有线下的干预，比如开展了巴林特小组活动。

我在金银潭医院组织了3次巴林特小组活动，大家坐在一起谈自己的感受。有的参与者可能是同事推荐来的，他刚坐下时会说，自己没有什么想说的，带着完成任务的态度。但在小组氛围的影响下逐渐敞开心扉，我们会发现他也有很深的心理创伤。

早期武汉一床难求，亲戚朋友打电话求助，他们帮不上忙。那种无助、自责，也是很多医护人员心里的疙瘩。有的人自己可以修复，但有的人就需要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如何表达情绪，甚至不允许自己哭。

《新民周刊》：上海的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一般有哪些心理问题需要疏导？

王振：对于我们上海医疗队的队员，我们会到医疗队驻地提供咨询服务。上海医疗队的队员，也有自己的压力。他们来武汉的时候，家人很支持但也很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自己也担心感染的危险，这是一种非常混杂的情绪，女性医护人员见不到孩子，想起孩子会觉得很难过，但又怕这种情绪影响家里孩子的心态。当谈到孩子的时候，很多人会流泪。

《新民周刊》：最近您看到患者的情况怎样？

王振：昨天我们进病房看了十几位患者，病房里氛围比过去轻松很多。只有一部分病人，肺部症状已经消失，但核酸检测不能达到出院标准，一直出不了院，他们会比较焦虑。

早期“救命”，后来“救心”

《新民周刊》：心理医疗队初到武汉时，患者的心理状态如何？

王振：我驻点在金银潭医院，这里主要收治重症患者，我们主要以联络会诊的形式为病人服务，也就是说，临床医生发现某些患者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就会让我们去做专科的检查和诊断。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年病人，我们会诊的时候，他已经出现抑郁症状，而且初步判断达到了中度抑郁。

这位老人老伴过世多年，之前一个人生活，自己照料自己没有太大问题。住进金银潭医院后，是我们上海援鄂医疗队负责治疗的。经过治疗他恢复得挺快，但心理状态一直不太好。没有治愈时，他常常吵着要出院，其实这是一种焦虑恐惧的表现。现在他治愈可以出院了，他又坚决不肯出院。

临床医生说，通知他出院，他坚决拒绝，不跟医生说话，非常烦躁，甚至有轻生厌世的想法。我们进病房到床边和他交流，他起初也不肯讲话，后来他终于说出来，他最担心的是孩子不欢迎他回家。老人内心是非常渴望回家的，但孩子可能跟他说，怕他回去生活不方便，大家都在隔离，家里没有能力照顾他。

因为这种担心，他不想出院。再加上医院里医护人员对他照顾得很好，这一对比，心里就会很难过，感觉自己有家不能回，慢慢地产生一些消极的想法。

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先做了一些认知上的疏导，告诉他出院后隔离期间社区都有相应的生活安排。然后引导他理解子女的本意不是嫌弃他，教会他如何与子女沟通。同时引导他疏泄自己的悲伤情绪。经过近半小时的心理疏导，老人的情绪有所平复，但由于其抑郁症状仍然较明显，我们也给他开了药物。

《新民周刊》：我们想象中，病好了要出院了，应该很高兴。没想到快出院的病人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王振：病情重的时候，来不及顾及心理上的感受，那时候救命要紧，等到患者身体上的疾病缓解了，心理症状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心理医疗队在疫情发生一个多月的时间点来武汉，时机很好，我们希望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应激期，帮助他把焦虑缓解下来，以免造成长期影响。因为早期主要任务是救治病人，心理医生在“救命”部分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甚至会添乱。而到了疫情中后期，国家卫健委及时派出心理医疗队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新民周刊》：患者中还有哪些心理问题是比较特殊的？

王振：我们上海心理医疗队有几位同事工作的医院，收治了一些养老院转过来的患者，其中一部分患者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这些患者中有部分无法配合治疗，会成倍增加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可能医护人员照顾这一个病人，其他七八个病人就应付不过来。我们接到会诊要求后，通过药物治疗和部分的支持性情绪疏导，帮助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比如对那些睡眠颠倒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夜间出现的行为紊乱，我们可以给一些具有镇静作用的抗精神病药物，既改善了行为，又改善了睡眠。

《新民周刊》：还有什么群体是您认为需要特别重视的？

王振：孩子！这是我认为特别需要关注的群体。上海心理医疗队有一组同事在武汉市儿童医院，那里收治了一些儿童患者。我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未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少是一家人感染的，这些孩子里可能有部分孩子的父母因为这个病去世了，他们的心理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目前我们还在做筛查，看看每个孩子大概是什么情况。这个筛查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有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家里人的情况，大人和孩子在不同的地方治疗。

传染病疫情“慢性应激反应”与地震不同

《新民周刊》：和地震、火灾等等灾难相比，传染病疫情中的患者，他们的心理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王振：传染病疫情和地震不一样，地震、火灾都是一次性就过去了，传染病持续的时间长，很多人会因为持续存在的慢性应激而产生心理问题。无论是火灾还是地震，它是局限在特定区域内的。即使是汶川地震这么大的一个地震，也仅仅在四川省内，其他地方不太会受到影响。

而传染病不一样，尤其像这次这种传染病，它扩散得非常快，每一个人都在潜在的危险之中，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全社会的恐慌，即使你周围还没出现感染者，你也处于恐慌之中，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现实的威胁会导致人们的焦虑水平大幅度提升，这和地震和火灾完全不同，影响到的人群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就像武汉的这些人，有可能带来创伤后应激障碍，尤其对那些自身患病，而且是留有后遗症的，或者是家里有亲属去世的，或者自己目睹了亲属、周围人去世的这些人，可能后续会出现这个疾病。但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保护作用，所以后期真正发生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比例和西方报告的数据比起来可能会低一些。在这种群体危机事件时，中国人的心理韧性似乎更强，比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传统的信念在面对大的灾难时有它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保护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采取的强有力的应对机制，面对疫情时的强大动员和协调能力，无形之中能够

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安全感。

《新民周刊》：新冠肺炎疫情中心理干预的介入，您认为是不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王振：2008年汶川地震后，当时有不少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人员，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到灾区去工作。他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因为心理干预工作组织比较混乱，有的人反而给灾民带去二次创伤。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专业能力不足，到现场的话也会给自身带来一些麻烦。经过汶川地震等灾害后，心理干预领域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各方面对心理干预的重视程度、组织能力和专业性都比当年进步很多了。

《新民周刊》：这些年重大灾害和传染病中，越来越多地看到心理医生的身影，你们的工作取得哪些效果？

王振：在我的记忆里上海在灾害事件后第一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心理干预是11·15火灾后。火灾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干预队伍就已经进入现场。我们对受灾的群众做心理筛查和辅导，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心理危机干预行动。

这些经验对于后续各种突发事件中的心理干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我们的心理医疗队还参与了外滩踩踏事故及多次外地的爆炸事故、沉船事故等，效果都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传染病疫情的干预，2003年SARS的时候，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徐一峰教授和黄继忠教授就去了收治非典病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工作。

那时候条件有限，没有视频电话，也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医生只能隔着窗子，在纸板上写字指导。那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心理危机干预尝试。去年年底内蒙古鼠疫，上海也派去了心理医生。2003年后经过几次大的事件，国内逐渐建立起了心理危机干预的应急体系，一旦出现灾害、疫情，可以很快响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健康体系、心理应急机制逐渐成熟，各种预案逐渐完备，一旦疫情发生，各个应急系统就启动了。武汉疫情一出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已经在做准备，尤其当看到武汉的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后，我们已经做好了必要时去接管部分病区的准备，但后来我们武汉的同道非常艰苦但勇敢地撑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