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曾祺的世界中抽出，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上图：汪曾祺和施松卿。

下图：《汪曾祺全集》。

每多读他一分，就对这世间多一份理解和热爱。

撰稿｜马纶鹏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 周年。

一个老乡告诉我，“生命须珍惜，远离汪曾祺”。我有些惊诧，又觉得有道理，更能知道话中的“反意”，毕竟他也是来自高邮，汪老的故乡。因为越贴近汪老的文字，就越恬静释然，越走进汪老的人格，就离真性情更近。他不急又不缓，贪吃又迷物的精神似乎与这个狂飙时代格格不入，却又时刻在敲打我们最敏感、温柔的神经。他把自己一生活成了最炙热朴实的生命。

从汪曾祺的世界中抽出，没有人能全身而退。如果读罢不能微笑，展眉，挠头，搓手，或者猛拍大腿，大概你对生命无感麻木。“生活，是很好玩的”，汪老这句是态度，更是阅历。重读汪曾祺，会发现经久未碰的内心深处的某处柔软。他在《手把肉》文末介绍“拔丝羊尾”，“吃过拔丝山药、拔丝土豆、拔丝苹果、拔丝香蕉，从来没听说过羊尾可以拔丝。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是啊，汪曾祺也宜供佛，人不能阅，因为太诱惑了。

文字的魅力

这份魅力首先源自文字。汪氏的散文、小说和回忆录是中学课本里除了古文和鲁迅之外最好的馈赠。只可惜我们读书时候还没有选入，亏得还是来自江苏，这份热爱是课后读《受戒》，读《故乡人》，特别是想到“别名就叫做盂城” 的县城（高邮别称；盂城驿是显赫一时的大运河驿站）。亲切透浸骨子里。

江南出才子，然有才又能写的，其实不多，形成风格的更少。汪曾祺肯定算，从民国一直写到大器晚成的上世纪80 年代。他每个阶段都保持了创作水准，融合了国学传统、现代元素和西方技巧，浑然天成。

“中国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的他来自大儒家庭，后又转商。而才气与敏锐，汪曾祺都继承了。少时就和父亲一样书画俱佳，唱戏爱青衣，嗓子高亮甜润。文采是最突出的，可能部分天生，部分受灵气熏润，更多是纯粹爱好：“山顶有两棵龙爪槐，一在东，一在西。西边的一棵是我的读书树。我常常爬上去，在分杈的树干上靠好，带一块带筋的干牛肉或一块榨菜，一边慢慢嚼着，一边看小说”（《耳目所接皆是水》）。这让我想起鲁迅《野草》中那句“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鲁迅看到“这上面奇怪而高”的天空，汪老却顽皮地爬上去读小说！

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实在他的《小说笔谈》里已总结过：

语言上：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结构上：随便。

叙事和抒情：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

悠闲和精细：唯悠闲才能精细。

最关键的一点，不要着急。“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散文《葡萄月令》中规中矩从一月开始，“下大雪。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葡萄出窖，到三月上架。细到极致，张弛有度。汪老的文字处处透着时光的韵味。

风格冲淡调和，节奏气韵生动，但汪曾祺的人物是“贴着写”，词句拿捏准确自然，有自己的考量。才气傲然考入西南联大，读沈从文的小说，“没想到小说可以这么写”，受到教诲，“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后来写《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三子和巧云相爱，被打重伤，只有灌陈年尿碱才能保命，“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汪曾祺忽然加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他坦言，“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七里茶坊》里写掏粪，“平地上晒着许多薄饼一样的粪片”；《受戒》“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最后一句简直是神来之笔；写家乡拾字纸为生的老白，“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更痛快淋漓的，“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人间草木》）。疏疏落落的长短句，顾盼有情，既干净熨帖又百无禁忌，还略带粗口，恰当的词句在恰当的地方。抛开情节，语言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摄人的美。

客观说，先生身上的“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有几分天成，更多是阅历浮沉之后的积淀。汪曾祺早年吸收很杂，钟爱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追伍尔芙的意识流，也看弗洛伊德和萨特，古文的底子来自私塾诵读，常喜桐城派，尤其是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篇。在西南联大以博杂、偏科、散漫、任性著称，喜欢的课爱不释手，体育、英文却是一塌糊涂，为此还留级。阴差阳错，认识了华侨之女施松卿，后来的老伴。早期的《复仇》《鸡鸭名家》《异禀》，华丽，犀利，也有恨气。

写家乡客来昆明开小饭店，“扬州人老板，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样。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又来了一位南京伙计来做包子面食，“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脑后的褶纹不停地扭动。周身上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的白案师傅”，两人抵牾，结尾颇有欧亨利式惊讶，“扬州人南京人原来是亲戚”，情感上竟然是恨：“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落魄》）。哪里是恨，哀其不幸啊！

建国后，汪老辗转各地，终和夫人在北京团聚。散文、剧本和小说都尝试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还获得了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但大环境终不允许。戏剧的底子让他成为革命样板戏的领军人物，执笔沪剧《芦荡火种》，主笔京剧《沙家浜》，成就了红色经典。我小时候看春晚，常常醉心《沙家浜·智斗》，觉得唱词好，两面三刀的气氛也好，阿庆嫂“沉着机灵有胆量”，一句“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被借来去哄班上笔记最好的同学。

晚年的汪老恰似新春，沉静自如、圆通融和，作品如雨后春笋。早期的飞笔凌云，中段的齐整贴切、起承转合都淡去了，无论是回忆的散文，还是小说，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一点不见斧凿。六十岁写《受戒》，反而活泼俏皮，“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 像装在银罐子里的清泉水，清澈明快。写饥荒、写“文革”也是，笔墨淡淡，情绪幽幽，《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鞋匠高大头，挨完批斗后回家修鞋，生意还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讥讽中带着些温和笑意。

人格的魅力

悲中裹着怜悯，是文字，也是性情。“大跃进” 时候萧胜“一直跟着奶奶过”，后来才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黄油烙饼》）。汪老的笔下、心中都是摇曳多姿的生命个体。其一生，坎坷颠沛，哀而不伤，悲天悯人。汪曾祺自称“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汪氏悼念沈从文先生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写沈先生，何尝不是对着镜子看自己，借汪氏自己的话，“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文人总是想到别人。

全身癖好、用情极深、一片赤诚是汪曾祺人格光芒。讨论小说，也在说着自己：“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桥边小说〉后记》）

立其诚，人生、感情、待人接物又何尝不是呢？

汪老天分高，天性散，对政治疏离，却一度和政治靠得过近，还因《沙家浜》成功上了天安门；“文革”结束，被晾了两年，写了17 万字的交待材料，划清界限。大家印象是，“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

“文革” 遭遇，不经意间汪老有了戏剧、文学双高峰。但为此他想轻生，要砍掉手指表明心志，他终究成了那个贪吃、贪玩、贪恋世间一切可爱风景的老人，所谓妙才。

精神的启示

好的作品除了真美，“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对人生，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又读〈边城〉》），这是老师沈从文所思，更是汪曾祺汲取的最大营养。学者翟业军曾经写道，“沈从文的‘善’的着重点不在济世，而是要让读者从作品中得到启示”（《蔼然仁者辩》）。这也是汪老的文字与人格的核心所在——文章之效，滋润而非疗救。不在于济世，而关乎净心，或者静心。

淡和俗是汪氏的审美趣味。脱俗又世俗，脱俗是精神追求，世俗则贪恋这世间一切美好：赏心悦目，大快朵颐，饱览五色，遍尝奇珍。这和如今狂飙突进，效率优先并不相称；他的精神气质也是反崇高、反英雄、反恢宏的格局，有着儒与道的反哺，但也少 “匹夫有责”“铁肩道义”的情怀，是缺点，也是特点。

向善首先有纯心，或童心。和丰子恺一样，汪曾祺骨子里返璞归真，文学的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的倾向，打破一切规矩、束缚、界限和框架。所以他“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是一个中国人》）。汪老想起父亲的绝顶聪明也很随和，和儿子关系不错，“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多年父子成兄弟》）。

净心是他一生践行的“不着急”，忠于所学、所思，生活的真谛。他念旧又长情，字里行间，皆是故乡、故人——高邮的鸭蛋与茶干，扬州的酱园和剃头匠，昆明的牛肝菌，北京的咸菜，后研究宋朝人吃喝，自创“塞馅回锅油条”。行文似与人聊天，长短错落，闲说着话，含蓄隽永，口齿留香。白话的传统来自老乡柳敬亭。每多读一分，就对这世间多一份理解和热爱。

所以，汪老说，“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