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曾毅教授与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原副主任萧振禹2000 年在调查现场研究问卷。
下图:“中国老年健康调查” 2002 年调查培训会合影(曾毅第二排右二)。
上图:2020 年复旦管理学论坛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现场。
上图:2014 年曾毅教授(左)和中国疾控中心慢病防控处殷召雪研究员(右)一起在基层访谈百岁老人调查对象。
右图:“中国老年健康调查” 2002 年调查培训会上,曾毅教授向考试合格的调查员颁发证书。
上图: ( 左)2008 年曾毅教授(中)在基层开展老年健康调研。
( 右)1998 年曾毅教授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萧振禹研究员入户访问百岁老人。
组织“中国老年健康调查”、建议“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向世界推广中国人口研究的经验……多年以来,曾毅为中国健康老龄化和亿万家庭的幸福,执着坚毅、锲而不舍。
记者| 王煜 撰稿|雨霁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 当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开展。对人口的调查是对国情国力的调查,既是制定和完善未来收入、消费、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的基础,也为教育和医疗机构布局、儿童和老年人服务设施建设、工商业服务网点分布、城乡道路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需要。
我国正迈向人口老龄化,专注老年人口的大型调查“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即“中国老年健康调查”)的第九次开展正筹备于2021 年上半年进行。
这项已经持续22 年的重要人口调查,牵头人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终身教授曾毅,今年,他获得了“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组织“中国老年健康调查”、建议“全面二孩” 政策落地、向世界推广中国人口研究的经验……正如他名字中的“毅” 字所指,多年以来,他为中国健康老龄化和亿万家庭的幸福,执着坚毅、锲而不舍。
为中国人口老化筹谋应对
为了探索中国人群健康长寿的保障机制,自1998 年至今,曾毅已牵头组织协调“中国老年健康调查”项目走过22 个年头。
回首这22 年,他极为详细地列出了一长串感谢对象,有科研院所及政府机关的领导与同仁,也包括参与调查的基层工作人员、受访老人与家属。其中,唯独自身的付出被寥寥几语概括。
比起谈论自身,曾毅更乐于对外讲述项目本身的价值:比如,作为国内首次启动、全球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样本量最大并有相应中、低龄老人对照组的老年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跟踪(加替补)调查,其研究潜力巨大,有力推动了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又比如,这一永久免费公开使用的数据库孕育了领域内众多后续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7 本专著,共计近千篇国内外期刊论文与通过答辩的硕、博士论文以及58篇已递交的政策咨询报告。
基于课题研究,曾毅早在上世纪90 年代末就通过科学测算预见到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他决心采取一项行动,这便是“中国老年健康调查”。这项调查已经开展过8 次,调研地横跨全国23 个省市自治区,累积入户访问人次达到11.3 万人次。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和副主任张许颖等积极努力,已经筹得更多经费,与曾毅团队密切合作,准备将2021 年上半年进行的“中国老年健康调查” 第9 次调查进一步扩展为覆盖到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全部省市自治区。
在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看来,“中国老年健康调查” 的独特性在于持续、长期、跟踪,并且跨学科。为了帮助探索基因和行为、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会参与情况之外,这一项目同时收集被调查者的遗传样本以及慢性病、健康状况、社会、行为、心理、饮食营养、环境、存活和死亡等跟踪调查数据。
由此,调查衍生了许多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例如,探索基因位点与饮茶、基因类型与高龄老人负面情绪等的交互作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这大大扩展了老年健康研究的领域。
在22 年里保持推进如此体量的全国性调查,并非易事。项目团队领导成员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雷晓燕坦言,其实“困难挺多的”。
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曾毅的身体。因疾病嗓音欠佳,为了与人清楚沟通,曾毅往往要写下极长极细的书面内容,颇费心神。他又是极端严谨之人,凡事亲力亲为,不容一丝闪失,并不会因此拒绝任何必要的交流机会,于是总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工作量。“他一直在很辛苦地工作”。雷晓燕说,“这份毅力背后,是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最长情的坚守。”
曾毅即将陪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 走到第九次开展,以及将来的更多次执行。他说:自己是一名在前八次调查从未缺勤的调查员。在之前的经历中,寻访百岁老人的收获让他坚信“健康长寿的共通秘诀是坚韧乐观”。
为中国人口政策建言献策
人口学研究与民生福祉联系紧密,这是曾毅深知的一点。他从不只留在书斋里研究,从不讲究“清高”“独善其身”。他积极对外输出经过科学论证的观点,并整理成一篇篇政策咨询报告,也不回避必要的纠误甚至辩论。他说,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为制定相关人口政策、进行科学的人口管理提供支持,而目的无非是简单的四个字:利国益民。
2015 年10 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即“全面二孩”)被明确提出。而早在1991 年上半年,曾毅就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题为《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的论文,那时他就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坚定推动者。
为了让这项政策得以落实,曾毅付出了20 多年的努力。他不懈地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证,他的依据是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人口预测结果的对比分析和赴基层调研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等材料。他的结论很明确:实行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的“城乡普遍二孩政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促进社会经济和幸福家庭发展等各个方面,比“一孩为主” 政策要好得多。
“政策落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一定是需要全方位考量的。但奔走呼吁的曾老师从没放弃过,最终大家都看到了政策变化”。曾毅的同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评价,曾毅的风格和该研究院的学术研究风格完全一致:“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扎根在中国,要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改革做出贡献。曾老师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
即便是在“全面二孩” 政策已推开的今天,曾毅的相关探索亦未止步。就在今年4 月上旬,他结合疫情背景,撰写了题为《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并提倡尊老爱幼代际互助家庭模式的建议——亦是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的中长期对策》的政策咨询报告。
报告中,他说明了自身对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的看法:“我建议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并鼓励二孩。我认为,中国早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生育控制已不再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人口管理的第一重点,应该将人口管理的重心转移到亿万幸福家庭建设上来。”
眼下,他希望借鉴新加坡政府的成功经验,尽快实施鼓励三代同堂或老人与子女紧邻居住的代际互助家庭模式政策,为老人与已婚子女同住或紧邻居住家庭提供适当经济补贴和精神奖励。他认为,这有助于把正在逐渐失落的家庭价值观找回来。并且,这样做能提高国家应对诸如新冠病毒肺炎暴发等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改善亿万家庭福祉。
为中国经验成果推广献力
1987 年5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得人口学博士学位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曾毅摘得由美国人口学会颁出的 “汤姆斯(Dorothy Thomas)”最优博士和博士后论文奖。该奖项每年只授予1-2 人,而他是首位亚裔获奖者。因为这份殊荣,不少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其抛来橄榄枝;而自认 “根在中国” 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当年携家人归国。
彼时,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推导和定性描述阶段,缺乏定量分析方法及实证研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来到北大任教的曾毅迫切期望能够将国际先进的人口学分析方法引入国内。
他走向讲台,花费5 年时间积累教学实践,编写成一本名为《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的教材,绪言中写明“有了丰富的人口数据,并不等于真正认识了人口现象与人口发展过程的实质”。他企盼,年轻的学者们能如他在多年游学中所掌握的一样,运用人口学原理与数学工具来科学测量人口变动及分析其影响因素。
这并不是曾毅自觉为沟通中外所做的唯一之事。事实上,归国后在国际人口学领域仍饱有影响力的他,不仅致力于引入前沿方法,更曾数次就西方对中国的偏误看法做出有理有据的澄清。
上世纪80 年代末,一位美国著名人口学者在美国人口学顶级期刊《人口与发展评论》发表论文,歪曲并攻击中国计生政策。曾毅觉察其结论和依据有悖于他对事实的认知,故加班加点写就一篇针锋相对的论文,在同一期刊发表予以驳斥。
“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形象受损时站出来。” 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误解终会被澄清。
时至今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曾毅开始着手将国内的优秀经验成果向国际推广,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进一步走向世界领军做出贡献。
目前,他正积极筹谋“概率家庭人口预测新方法原创性研究与应用” 创新研究项目。该项目的核心,是将ProFamy 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进一步扩展为前沿创新的概率家庭人口预测模型及软件,从中国应用做起,随后逐步应用至世界各国。参与该项目的博士后李曼介绍,这一项目中的模型在开发之初就在参数设定等方面考虑了于全世界范围推广的需要,从一开始便是面向世界的研究。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对此寄予厚望,他在给曾毅的正式信函中说:在经过专家委员会评估验收后,应用该项创新研究成果将联合国各国概率人口预测扩展为概率家庭人口预测,有望成为世界人口科学及应用领域一大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ProFamy 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方法同样是曾毅早在20 多年前就开始不断推进、优化的项目。
时光流淌并没有消磨曾毅在任何一件认定之事上投入的热情。这是他对“毅” 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