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苏州河口鸟瞰。

20 世纪、21 世纪之交的苏州河口鸟瞰。摄影/ 陆元敏

清末《图画日报》及老明信片中的浙江路桥，因为附近有垃圾码头，也被俗称为“老垃圾桥”，而西藏路桥则被俗称为“新垃圾桥”。

1870 年前后的苏州河口黄浦江。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摄影/ 沈琳

南连万航渡路、北跨光复西路的原沪杭铁路二号桥。摄影/ 陆元敏

今日里的轨道交通3、4 号线贯通长宁区凯旋路和普陀区凯旋北路的桥梁。

苏州河终究还是上海的母亲河。她连通长三角，又通过黄浦江连通长江，连通大海。这是文明交汇之所，这是上海梦想之地……

主笔｜姜浩峰

“上个世纪70 年代，我们搬到这里住。搬来后不久，女儿出生。现在女儿都40 岁了。” 家住康定东路33 弄世德里、年已70 岁的高雪兰女士如此感慨时，正逢苏州河42 公里岸线贯通92%，距离基本贯通之期已不遥远。

在11 月26 日至27 日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主任黄永平向大会作关于黄浦江和苏州河公共空间贯通开放和品质提升情况的报告。其中披露，到今年底，将基本实现苏州河中心城区42 公里滨水岸线贯通开放。

对一代又一代上海人来说，苏州河是阿拉永远的母亲河。高雪兰每天上午5 点起床，晨练时间，她会去河边慢跑。在河边，高雪兰会遇到钱凤。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龄的钱凤，是“青青护河队” 的成员，家住石门二路街道恒丰居民区的她，和伙伴们每天都会到苏州河畔蝴蝶湾花园附近走一走，听一听鸟鸣，闻一闻花香。

回想起来，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在高雪兰的女儿，或者钱凤年少时，苏州河边很少听得到鸟鸣，黑臭的河水才是常态，特别是夏季大雨之前，气压降低，那黑臭的气息在空气里翻滚着，翻滚着，隔着多个街区，都能感受到……

而这一切，已经翻篇。在苏州河昌化路桥至江宁路桥之间，有一个梦清园，其中包括了苏州河第一大岛——大鱼岛。在这座人工岛上，以及河畔的梦清馆中，可以看到上海近代以来苏州河的污染状况，以及治理过程、现状。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合流污水工程、工厂搬迁等工作的完成，苏州河已经达到了上海人梦想之清。2015 年，海派作家王唯铭曾对《新民周刊》记者提到一个新的梦想，他希望苏州河岸线能成为上海的一个抒情地带，就像法国戛纳到尼斯的蔚蓝海岸一般。尽管河岸和海岸的形态、风光未必类似，可从情感表达方式上来看，则有相似之处……

从上海开埠之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苏州河见证了旧中国的苦难，特别是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悲怆，也见证了中国人的奋起抗争。

苏州河亦曾见证中国民族工业试图崛起，甚至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触摸到了工业化之门。20 世纪80 年代，苏州河沿岸的工业文明达到顶峰。几经转型升级，一度常年黑臭的苏州河重又变清，此次步道贯通，意味着人民城市的人民之河再次升华，历史、人文、民生在这里交汇。

如今，百年嬗变，苏州河之新梦，更近了……

河上的定情戒指

苏州河本不叫苏州河，吴淞江才是她的本名。

在上海师范大学孙逊、钟翀两位教授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中，收录了一张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 年）的《上海县地理图》。在这一原为木刻绵纸墨印的地图上，城隍、馆驿、都察院、新泾巡司，甚至浦东的长人乡云云，今日里都还依稀找得到具体方位。而图上清晰地显示出，宝山的位置位于黄浦的东岸，黄浦当时汇入吴淞江，吴淞江的尽头是吴淞口。

弘治十七年《上海县地理图》清楚地标注了当时上海的具体方位、区划：“北至苏州府嘉定县界十八里，南至华亭县界十七里，西至华亭县界一百一十里，东至大海五十里。” 从中不难看出，如今上海市行政区划以内的许多地方，在五百年前，并不属于当时的上海县。从这幅古地图的标注上，还能分清当年上海县域内哪条河是干流，哪条河是支流。譬如“黄浦”，在名号上称作“浦”，而不是“江”。当年的“黄浦”，与上海县和周边许多“浦” 一样，系吴淞江的支流。

查阅上海史料可以得知，南宋以后，因海岸线向东推进，吴淞江河口段不断淤淀，下游几乎淤成平陆。加上宋代开始在太湖做堤，不断加剧上海水患。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江南治水，采用叶宗人等的意见，开通范家浜，上接大黄浦，下接南跄浦口。由此引导淀山湖一带各种水流改由范家浜东流，在现今复兴岛附近同吴淞江汇合，折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入长江。

渐渐地，新老河道共同形成了今日里黄浦江的模样。可黄浦江的入海口，未曾更名，仍称吴淞口。只是，吴淞口与改道后的吴淞江已成遥遥相望之态。吴淞江水，要通过如今的外白渡桥附近苏州河口汇入黄浦江，再通过黄浦江才能到达吴淞口。

1843 年11 月17 日，上海开埠。一些外国人通过吴淞江行船至苏州。他们称吴淞江为“通往苏州的河”。1848 年，上海道台麟桂在与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签定扩大英租界协议时，第一次正式把吴淞江写作“苏州河”。由此开始，“苏州河” 之名逐渐流行。

在19 世纪中叶，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一带——是中国最为富庶的所在。所谓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亦是文化发达之地，苏州号称“状元之城”。当西方人来到上海，西风东渐之际，从江南腹地沿着苏州河进入上海的，则有江南之精华。无论是鱼米菜蔬，还是丝绸、刺绣，或是评弹、昆曲，从身与心等方面滋养生活在上海的人们。

2008 年初，当苏州河靠近黄浦江这一段著名的外白渡桥要拆卸送厂大修的时候，记者曾作过深入采访。当抚触到桥头“1907”的字样时，感受到一点——作为现代工商业城市的上海,外白渡桥犹如江南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嫁接时的一枚定情戒指。江南文明与西方外来文明在这里交汇，中外人士在这里交流，海派文化在这里交融而生……

黎明来敲门

“19 世纪中后期，外白渡桥桥堍下，苏州河口的烂泥地边，来自大英帝国的商人，带着他们对利润永远不变的追求和人性中永存的贪婪，逐一在这里开出大英自来火房、江苏药厂……” 2015 年初夏的一个午后，坐在上海徐汇区桂林路一家茶馆里，作家王唯铭向《新民周刊》记者娓娓道来，“随后，华人中最有头脑的几个人，也开始在苏州河口迈出探索的脚步。这些华人，资本谈不上雄阔，能量谈不上强，对西方工业文明也谈不上有深切了解，他们只是在黎明到来之际，推门而出，一边呼吸着苏州河散发的清新气息，一边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人生、无意识地为未来的上海作着努力。”

王唯铭当时刚完成自己的城市系列创作计划“上海往事三部曲” 之二——《苏州河，黎明来敲门》。这本书的副标题为“1843 年以来的上海叙事”。在书中，他记叙了一家名为“发昌铁铺” 的企业。“就在现在的海鸥饭店的位置，广东香山人方举赞创办。当时看上去微不足道，只是靠与苏州河口黄浦江岸这里外国人开办的‘老船坞’合作，买卖旧铜皮、旧铜钉来牟利。” 王唯铭说，“但在我看来，发昌铁铺意义重大。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初啼！ 1866 年，方举赞请同为打铁出身的同乡孙英德到上海，两人在工棚的油灯下凑了一些钱，就创办了发昌铁铺。发昌铁铺一开始的样子确实寒碜，人员四五个，打铁炉子一座。尽管从技术装备上看，初期的发昌铁铺和江南市镇上众多铁匠铺大同小异，可其干的活，则是为‘老船坞’锻制修配桅箍等的轮船零部件。三年后，发昌已经可以用积攒的200 银元购买两台车床了，这或许是中国民族企业中最早使用的车床。发昌的工人增加到十人，还采用蒸汽动力设备，铁铺因此改名为‘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俗称‘发昌铁厂’，局面显然做大了。”

1876 年的《申报》上，曾经刊登过发昌铁厂的广告，自信满满地声称，能够制造“连船身并机器各样俱全”的小火轮。“一条小火轮，这可不是轮船上的寻常零部件！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豪迈的理解：伟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今日叫作‘中国制造’的概念，它们的起源，正是苏州河口的发昌铁厂。苏州河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见证了民族资本的微弱集结。”王唯铭向记者感慨道。

19 世纪中后期，上海先后有了铁路、电话、电灯、自来水。方举赞却叶落归根、告老还乡。发昌机器厂的经营，由他的儿子方逸侣接班。这位二代创业者似乎不同凡响——通晓英文，会制图，懂机床。1887 年，清政府要治理黄河，发昌机器厂竟然搞出了一条长70 尺、宽为15 尺，一小时可行30 里的挖泥船。1893 年，发昌铁厂为朝鲜华侨制造了一条“汉阳” 号火轮船，航行于济物浦（今仁川）与汉城（今首尔）之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如此表述：“正可说明中国资本家们具有极可信赖的企业精神”。

在发昌机器厂看上去展翅欲飞的时候，苏州河沿岸，民族工业创业者们已纷至沓来。19 世纪80 年代初，湖州商人黄佐卿斥资14 万两纹银，聘请意大利人麦登为工程师，招工300 人，向法国订购缫丝车100 台等全套设备，在苏州河北岸老闸桥附近开设了“公和永缫丝厂”。湖州商人在苏州河畔经营丝绸制品，并非从黄佐卿开始。在如今的长宁区万航渡路1384 弄湖丝栈旧址，记者看到，尽管留存下来的砖木结构的建筑是1910 年所建，然而作为湖州丝绸行销上海乃至海外的一个中转站，此地早在1874 年就成为加工湖州丝茧的工场和堆场。一度，湖丝栈所占地方，要数倍于如今的湖丝栈遗址，这就是1893 年开设的信昌丝厂，其生产的厂囡牌茧丝，曾从苏州河装船，到黄浦江，出吴淞口，行走大海，远销欧美。如今的万航渡路1384 弄口，仍能看到两根混凝土门柱。这是当年栈场的大铁门。其面向苏州河。河边的信昌、达丰码头，当年用以装卸茧料和出厂茧丝成品。厂房设于栈场西北角，分捡、剥、抄、拉、纺五个车间，最高峰时有机器538 台、工人1200 名左右。

然而，最初在苏州河畔生发出来的民族工业，其高速发展的时光是短暂的。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洋务运动也好，所谓的“同光中兴” 也罢，终究是被斩断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刚刚发端的民族资本遭遇了挫折。譬如发昌机器厂，在甲午战后连年亏损，终究以区区4 万元卖给了外资的耶松船厂。只剩下小小的一家发昌五金店，又存在了一些日子，似乎是在纪念着方举赞父子在苏州河边曾经的壮举。

“客观地说，无论是方举赞还是方逸侣，他们还不能算作民族资本家中的精英。那时那刻，他们还无法擎起‘实业救国’的大旗。”王唯铭向记者慨叹道，“法国历史学家玛丽·格莱尔·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曾经写到过，‘与西方17 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 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而这，对于19 世纪的方家父子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来说，未免太早了些。但他们无可指摘，因为时代情感还没有提升到那个高度。”

救亡图存

时光进入20 世纪，苏州河见证了民族资本家、民族工商业真正立足于此的一段时期。苏州河沿岸，成为了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地区。

1912 年，来自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苏州河北岸如今的苏河湾一带创办福新面粉厂；1916 年，在苏州河南岸如今的陕西北路一带，杨济川、叶友才、袁宗耀合伙创办华生电器制造厂，成为中国第一家能生产电风扇的民族工业企业。

……

逐渐地，在苏州河畔，中国实业家们创办的工厂棋布两岸，在租界外商洋行的夹缝中，中国这一个古老的农耕大国，终于主动地融进工业文明之中，让“洋布”、“洋面粉” 逐渐淡出中国百姓的日常。

无论是福新面粉，还是华生电扇，都曾陪伴上海人乃至中国许多地方的人们许多年。

走在如今的芙蓉江路、长宁路附近，是林立的商品房小区。如今，唯有苏州河岸边的天原公园，“天原” 二字，还透露出一点儿此地原来的信息。1929 年，在当时的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以北靠近苏州河的空地上，实业家吴蕴初与合伙人张逸云等集股20 万银圆，以每年6000 银圆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土地，他要搞的是一个大项目——氯碱厂。当时在上海来说，此地已经处于郊区，远离租界。又因为苏州河的交通便利，而能让化工产品走水路内销、外销。在办氯碱厂以前，吴蕴初在上海实业界已经是知名人物。他在20 世纪20 年代初，曾经在蓝维霭路（今肇周路）福源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以“佛手” 为商标，生产调味品。此后，他又在新桥路（今蒙自路）和菜市场路（今顺昌路）开办粗制、精致工厂，生产味精。佛手牌天厨味精，让早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味之素”感受到了巨大的商业压力。在国内，天厨味精的广告沿着苏州河一路进入江南腹地，刷到了沿河民居的墙上。在国外，1928 年，天厨味精厂获得美国费城世博会大奖，天厨味精取得了英国、法国、美国的产品出口专利保护权。这是中国轻化工产品最早获得的国际专利。

因为有天厨味精厂的成功，吴蕴初想在天原化工厂项目上复刻成功。当时，他那一代实业家们，不少人心怀梦想，希望通过不断复刻成功的经验，逐步让国家的工业门类多起来，富强起来。

北苏州路470 号，靠近如今的苏河湾东区88 号院，是上海总商会旧址。这里，曾经是闸北天后宫。辛亥革命之后，当时的上海商务总会第七任总经理陈润夫提出，该统一上海的各个商务机构，各业、各帮的商董会议通过表决，达成共识，成立了上海总商会。当记者近日来到上海总商会旧址的时候，看到介绍称，在2010 年维修的过程中，这栋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具体说，是保留了原有的壁柱、横断山墙以及三角形、圆形的窗棱。在这似新如旧的空间里，似乎能感受到近代上海的一部部风云大戏，曾经在这里演绎。这里曾经有实业家们为筹资赈灾而开会，也曾有商人从这里出发，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参加世博会，代表中国走出国门。

从北苏州路向西，在如今的光复路21 号，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1931 年，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联合投资兴建仓库，名为四行仓库，直到1935 年才竣工落成。当时，这座占地0.3 公顷、建筑面积2 万平方米、高25 米的仓库，在闸北一带堪称是最高大的建筑了。然而，建筑落成不久，战争就全面爆发。这显示的是——民族危亡之际，很难达到通过和平的、实业的方式立即让民族复兴。1932 年的“一·二八” 淞沪抗战、1937 年的“八一三” 淞沪会战，苏州河，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接下来的唯有抵抗。

最知名的抵抗，是“八一三” 淞沪会战后期，1937 年10月26 日至30 日，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 孤军奋战，与日寇血战四天四夜，最终不得不向租界英国当局缴械、退入租界的悲凉抗战往事。

谢晋元无疑是民族英雄。记者在如今修旧如旧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内看到谢晋元的一封家书——“巧英吾妻爱鉴: 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淞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 可见，出征前的谢晋元，想到的是——不抗战，亡国灭种；抗战，只为救亡图存！

走在为了纪念谢晋元而由“满洲路” 更名而来的晋元路，不禁令人想到——如果没有全民抗战，没有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苏州河沿岸这一中华民族工业的摇篮，或者说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工业化的地方，最终会怎样？这一带甚至见证过中国最为暗黑的时刻。极司菲尔路76 号（今万航渡路435 号），距离苏州河岸边曹家渡五角场不足一公里的所在，曾经是汪伪特工的总指挥部。此地，堪称魔窟。汪伪在上海市面上搞暗杀，充当日军侵华的特务工具，令人恨之入骨。

直到抗战胜利，“76 号” 才随之彻底覆灭。

工业化与后工业化

吴蕴初在抗战之际带着设备撤往重庆，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于1946 年在沪西苏州河北岸陈家渡附近设厂房，生产佛手牌天厨味精。这一现为云岭东路的所在，与苏州河南岸的天原化工厂隔河而望。

1948 年，吴蕴初赴美考察。1949 年5 月，听说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又听说在上海，天原等厂生产一切正常，十分欣慰。1949 年10 月，吴蕴初到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之后，他回到上海，受到天原电化厂全体职工热烈欢迎。

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实业家不止吴蕴初，还有荣毅仁。那些苏州河边荣氏家族所有的面粉厂、纺织厂，在抗战胜利后大多又归荣家经营。可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荣氏企业几乎无力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氏家族在上海的那些纺织企业、面粉厂等等，包括华生电器，通过公私合营等，成为社会主义工业的一部分。

然而，从那时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苏州河的黑臭问题无法解决。在曾担任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张效国先生说，苏州河黑臭，是伴随着上海的工业化进程而来的。

到了1956 年，苏州河黑臭到北新泾；1964 年，黑臭延伸到闵行区的华漕；到了1978 年，苏州河全线黑臭，当时老百姓用六个字来形容它——黑如墨、臭如粪。”

张效国说，在苏州河黑臭问题最为严重的时候，“有人大代表视察苏州河，当场就晕倒在河边。当时真是连5 分钟你都待不住，头上要冒汗，心里犯恶心。” 老家在长风公园附近的强强，今年已经快50 岁了。他告诉记者，20 世纪80 年代，从强家角渡口乘坐摆渡船，只需花1 分钱，就能从普陀区的光复西路摆渡到河对岸长宁区的万航渡路三角场。“这里是苏州河上最后一个摆渡口，1998 年的时候摆渡船撤退，造了一座便桥供人过河。” 强强说，“在摆渡船开行的年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苏州河上的黑臭。”那些摆渡船的修造所，在潭子湾。那是上海著名的棚户区。

20 世纪末，随着棚户区拆迁，潭子湾附近造起了中远两湾城等商品房。摆渡船消失了。随着合流污水工程等的进展，苏州河水变清了。张效国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当苏州河梦清园造好后，他开始担任义务讲解员。提及苏州河综合整治工程，作为梦清园的名誉馆长，他说：“现在，我非常自豪地说，治理苏州河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正面展示。”

“典雅苏州河”“华彩苏州河”“秀美苏州河”，这三段，是基本贯通时苏州河岸线的三个段落，这不仅更好地体现了沿岸城市历史文脉与河滨风光，更预示着工业时代的力量之美与如今技术时代的精致之美相互碰撞，预示着生生不息的城市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王唯铭2015 年时的梦想正在走入现实。在苏州河的步道上行走，高雪兰、钱凤们体会到的是——苏州河终究还是上海的母亲河。她连通长三角，又通过黄浦江连通长江，连通大海。这是文明交汇之所，这是上海梦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