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如此关注“三星堆”？

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5号“祭祀坑” 中，考古人员在清理新发现的金面具残片（3 月1 日摄）。

上图：上海大学考古队在发掘文物。

下图：上海大学考古队在三星堆三号坑。

上图：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3 号“祭祀坑”内工作（3 月10 日摄）。

“在三星堆生活的肯定是中国人，不会是外星人。”

“有人说中原文明遗址中出土的黄金制品很少，而在西方则比较常见，就此论定西方对三星堆产生过直接影响，这样的论断不免有点草率。”

记者｜何映宇

沉睡三千年的金器青铜器现世，三星堆遗址再惊天下！

太多太多的未解之谜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2019 年10 月，在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的大背景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解决三星堆遗留的众多学术问题，在三星堆遗址开启多点位考古勘探，最终在祭祀区发现了新的6座祭祀坑，祭祀区新一轮发掘由此在去年10 月正式启动。

时隔35 年，神秘的三星堆考古再次引发极大的关注。3 月20 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挖掘成果，6 座祭祀坑中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的青铜人头像、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璧等重要文物500 余件。其中，上海大学负责发掘的三号坑出土文物最多，现在已发现有超过100 根的象牙，还有超过100 件的青铜器暴露了出来。有的器形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所以意义重大。

4 月19 日，李克强总理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李总理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并仔细察看发掘现场后说：你们在现代社会发掘古代遗址，实际上是在发现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根基。从早年的殷墟发掘，到二里头，再到今天三星堆的大面积发掘，你们要仔细比较、研究其中的关系。考证文化根脉目的是为了鼎新，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通过考古使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要发掘好、保护好、 研究好三星堆遗址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三星堆一醒惊天下

1929 年，四川广汉当地农民燕道诚淘沟时偶然发现一坑玉石器。1931 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保管。经过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戴谦和鉴定，认定其为至少是距今3000 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遗物。

1934 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在广汉县长罗雨苍的邀请之下，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带着审批手续来到广汉，开始了在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共出土文物600 多件，包括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陶器等，葛维汉大胆推测，器物的年代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段），下限大约为公元前1100 年（距今约3100 年），一时引起轰动，但因战乱，三星堆挖掘工作只能暂时停止。

新中国成立后，1963 年、1986 年两次发掘，三星堆的面纱被再次掀开了一点。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中对蜀国的描写有许多怪异之处，比如，说蜀国的第一位王蚕丛“其目纵”，一说眼睛竖长着，一说是眼睛凸出。三星堆中就出土了这样的面具：青铜纵目面具为三星堆“六大国宝” 之一，宽1.38 米，高0.645米，眼睛呈柱状向外凸。一双雕有纹饰的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造型雄奇，威严四仪，为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面具。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被很多人认为就是《山海经》中的扶桑。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之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其中修复完整的一棵高达395 厘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被命名为一号神树。另外还有一棵只有下半部分树身，被命名为二号神树。

古蜀国，一个尘封在历史中的名字又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李白在他著名的《蜀道难》中曾描述过古蜀国：“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蜀人大致是商代到战国后期，主要活动在四川盆地的西部，但在势力全盛时，也曾到达陕西南部和云南北部的某些地区。蜀人传说中的领袖有蚕丛、柏灌、鱼凫等人，最初活动在川西岷山一带，以后才逐渐迁徙到成都平原。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曾经有蜀的记载，武王伐纣时，有蜀人参加。春秋中期，蜀人由杜宇氏统治，建立蜀国，都于郫（今郫县）。春秋后期到战国，开明氏取代杜宇氏为蜀王，原来定居广都樊乡（今双流），大约在战国前期迁到成都。疆域北至汉中，南到今青神，西达天全、芦山，东抵涪水。居川西平原，从事农业，创造了璀璨而又神秘的古蜀国文明。

在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资深文博专家段勇看来，在四川三星堆地区发现这样高度发达的古文明其实是必然的：“在我看来，从古到今，我们一直认为四川地区比较偏远，可是偏偏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三星堆文明。而这个三星堆文明又非常奇特，跟我们熟知的中国中原文化有比较大的差异，让大家感到很惊讶，因此也就对其特别关注。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四川地区古代的情况不太了解所造成的。整个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通线大致分为三条，北边通过欧亚大草原，中间一条就是我们熟知的欧亚草原丝绸之路，南边一条就是从西亚、中亚，从兴都库什山到横断山脉进入南亚。现在我们看好像最难走，但人类迁徙已经证明，这是人类迁徙的一条重要的路线。可能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存在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而四川正在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上，产生了这样璀璨的文明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海大学在现场

作为上海第一所招收考古专业本科生的高校，上海大学的考古队一直在现场。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鸭子河的河水缓缓流淌，鸭子河边的三星堆古城在默默诉说着往事。

三星堆挖掘现场就在古城的西南方向。新建的大棚之下，是一个个方舱。每一个方舱之中，有一个器物坑。方舱中的工作人员，每一个都全副武装，防护服、防护帽和防护镜，一样都不能少，为的是保持洁净、恒温、恒湿，最大程度地保护文物。

此次三星堆的新发掘，与1986年的“裸挖” 相比，专门为这6 个新发现的祭祀坑搭建了全透明的考古发掘方舱，由重庆声光电公司根据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需求专门为其研发。

这次发掘是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除了考古、历史、文献专业的专家之外，还有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的专家都参与其中，发掘主要是四家单位：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大学，从事文物保护方面的单位则有30 多家。以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为主导，由他们来设定思路和工作框架，各大高校和其它文保单位分工实施。

四号坑目前来看最早发掘，进度最快，今年2 月文物就基本露出来了，与其它坑相比，四号坑灰烬堆积最厚，基本整个坑都弥漫有灰烬。经过发掘，考古队员认为这些灰烬是从坑的东南角倾倒下去的，不是在坑内均匀平铺。现在可以看到的第一层是象牙，下面还有金器、玉器、陶器等等。这里出土的一件玉琮近似甘肃齐家文化出土的同类器物，很可能说明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地区是有密切联系的。

五号坑目前清理出了一件很大的金面具，以及一些残的金器、象牙雕刻残片。八号坑的填土堆积里，考古队员发现有大块红烧土，而且确定是墙壁的残块。因为它们一面平整光滑，但另一面呈半圆柱体凹槽状，应该属于木或竹构泥墙。再结合红烧土的体量，基本可以确定是大房子的墙壁。而当时大房子不可能是民众居住所用，很可能是神庙、宗庙或者宫殿等大型建筑。

这每一个坑，都堪称“聚宝盆”，而其中，三号坑是发现文物最多的。

记者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见到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31 岁的徐斐宏正带领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忙碌在现场。

去年11 月，徐斐宏到四川广汉为上海大学参与三星堆考古工作做准备，12月，上海大学的研究生进场。今年1月9日，三号坑正式开始发掘。从今年春节开始，徐斐宏带着平均年龄仅25 岁的上大团队，在三星堆连续“挖土” 三个多月。作为现场负责人，徐斐宏除了要协调整个团队工作，把握三号坑发掘的进度，在后期器物层清理时，碰到一些比较细致的环节和问题，也会亲自到坑里工作。

2019 年试掘时，在三号坑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件青铜大口尊，揭开了这次考古发现的序幕。

这件青铜大口尊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南方风格青铜器，通高约70 厘米，肩部饰兽首、鸟首，整体雄浑大气，是国内发现的体量最大的大口尊之一。“青铜大口尊，直播第二天取走了，”徐斐宏对记者说，“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高，只有它压着别的器物，没有别的器物压着它。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应该先取走它，不取的话旁边的都动不了。3月中旬，器物层都揭露出来之后，开始按顺序提取器物。”

三号坑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每清理出一根，他们就会马上盖上进行保湿。今年3 月16 日，填土发掘完毕，器物层整体被揭开进行扫描，上海大学发掘团队也是在那时才第一次看到整坑器物的全貌。

填土发掘阶段，考古人员将每个坑画成60x60cm 的小方格，逐格逐层进行清理，器物坑里的填土，都要装袋编号，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实验室就建在大棚内，可以最及时地展开研究工作。

每个方舱里配备了集成发掘平台，并设置有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采用了平行桁架、自动化载人系统等装置，实现出土文物调运的功能。走进发掘舱，只见工作平台可以像吊篮一样将穿着防护服的考古人员放进坑内悬空作业，并随时变换位置、方向和角度，尽量减少发掘坑中的文物和填土遭受发掘者带入的污染。

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体现。

段勇认为三星堆是外星文明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在三星堆生活的肯定是中国人，不会是外星人。中国人的形象也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现在的中国人是古代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融合、繁衍的后代，如果研究一下中国大地上人口的迁徙对这个问题应该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三星堆生活的古人，只是他们的后代没有成为现在中国人的主体。所以他们的形象没有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流形象。另外，神像是经过艺术夸张的，不一定是写实的，并且突出了某些特征，比如眼睛。这种纵目像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西亚、印度文明对三星堆的影响即使有，也是倒了几手之后的间接影响，非常间接的影响，” 徐斐宏对记者说，“有人说中原文明遗址中出土的黄金制品很少，而在西方则比较常见，就此论定西方对三星堆产生过直接影响，这样的论断不免有点草率。”

三号坑出土的青铜大口尊，从器型上也可以看出明显受到殷墟影响，但是在风格上有比较大的不同。三星堆的大口尊圈足很高，而中原的大口尊有蕉叶形的纹饰。和殷墟比较起来，三星堆有的青铜器可能略显粗糙，但也相差不大，而且三星堆也有很精美的青铜器，三号坑中发现的圆口方尊就是例子。只是如果我们看惯了殷墟的青铜器，再看三星堆，会感觉这里有些不一样，如果以殷墟为正统，就会觉得三星堆的器物有些怪异，这是三星堆明显地方特征的体现。

事实上，四川盆地虽因周围群山林立相对封闭，但有长江水路与中国其它各省联系，它和中原并不是完全隔绝的。

徐斐宏介绍说：“三星堆的青铜器分两类，一类是具有本地特色的，如人头像、大立人、青铜树等等，可能是本地铸造的；另一类如大口尊以及罍这样的器物，器型上则受到外来影响，它的产地，从我们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极大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产品，即在两湖、江西、安徽地区铸造好之后，再运到三星堆这里。很可能是这样的。一号坑出土过一个有龙虎装饰的大口尊，在安徽阜南出土有一件青铜器和它非常像。大口尊的话，两湖地区出土的大口尊有不少与之类似。虽然这些作坊到底在哪里，现在还没法确定，但从风格上来看，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原青铜技术直接影响三星堆的证据，间接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中原的青铜技术可能通过长江中游进入四川，进而影响三星堆。”

另一方面，四川地区与印度的交流可能古已有之。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有四川的邛竹杖，这说明在汉代之前可能有商路沟通四川与印度，只是这样的证据还太少。徐斐宏认为主流还是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不能过多地夸大外来文明的影响。

在三号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徐斐宏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出自本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商周时期气候比较温暖，大象分布的区域更靠北一些，四川地区有这么大的大象很正常，当然也不排除从云南等地区运来一些象牙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接下来准备做一些工作，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可以考证出来这些象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其它有意思的问题：它到底是家养的，还是狩猎的？是一次得到的，还是长年积累的？还涉及它的社会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是围猎的话，它需要一个很明确的社会结构，需要一个集权的社会组织，能调动大型围猎。在欧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大型围猎不仅是娱乐，也具有军事演习性质，以此来彰显权威。如果古蜀文明也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象牙来分析古蜀国的社会组织。如果是驯养的，谁会养这么多大象呢？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陕西、河南的考古发掘也出土过象牙，但只是象牙制品，像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出土象牙，确实非常少见。不过象牙毕竟是自然物品，和青铜器的价值还是不能比，我觉得不能过于夸大象牙的重要性。”

在三号坑，象牙覆盖之下，是中小型的青铜器。

他们在三号坑发现了一件铜人顶尊，发现古蜀人对中原的尊进行了很多形制上的改造：其肩部有两类龙形装饰，一类与青铜神树下部的龙形状近似。铜人顶尊的题材，之前二号坑发现过有两件青铜器与其类似。一件是一个人托着一个铜尊，一件是四个人顶着一个方尊，下部有神兽。虽然题材类似，但是三号坑出土的顶尊很大，有1.15 米高。古蜀国古人使用青铜容器，并不是中原有什么形制他就使用什么样的青铜器，更多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的，主要是两类：尊和罍。徐斐宏对记者说：“尊在中原文明中是酒器，而在三星堆不是酒器，可能是储藏财富的。二号坑出土了一些类似的容器，里面放的是海贝，海贝在上古时期有货币的功能。三号坑出土的海贝保存情况比较差，二号坑出土了4600 颗海贝。因为这样的坑不是一般的坑，可能是祭祀坑，很可能在祭祀活动中，有真人专门顶着这个尊的，而青铜器，是对真实祭祀活动的翻版。至于他为什么要顶这个尊，是为了彰显财富和权威？还不好下定论。没有文字的话，我们只能说它和现实祭祀活动有直接关系。”

殷墟因发掘出甲骨文而意义重大，那么三星堆有没有可能也有文字存世？文字有没有可能记载在青铜器之外的载体上呢？比如丝绸？

这次发掘出一些丝绸的痕迹，也让考古队员们非常振奋。

蜀的国名与开国国王蚕丛这个名字，都表明其与养蚕有关，蜀地很可能是中国最早开始养蚕的地方。从古代文献来看，四川从汉代开始，四川已经是全中国闻名的丝绸织造中心，但这段历史可能会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所以在三星堆的考古队员会特别关注于去寻找丝织品的痕迹。通过现在发掘的技术他们就找到了，通过显微镜，他们能看到丝蛋白。但很可惜，要复原一片丝织品还是不太可能。徐斐宏说：“古代丝绸的保存，要么特别干，要么特别湿，所谓‘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两三年’。马王堆汉墓是个保水环境，密封性特别强，又有青膏泥又有木炭，隔绝氧气；要么像新疆，特别干，可以长时间保存丝绸。而三星堆祭祀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尽管如此，现在考古队员仍在努力寻找丝绸和文字的踪迹。现在正在发掘的器物坑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南部，在它的西北部已经发现了类似宫殿的建筑遗迹，在它的东北部还发现了作坊区，同时在三星堆古城外面，还发现了墓葬区，下一步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之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会听到关于三星堆振奋人心的考古新消息，并最终解开这段旷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