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家庭“书桌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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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的暴发，让很多家庭夫妻双方不得不同时居家办公，家庭的办公空间会归谁使用？以色列研究者深入研究发现，男性的工作常常被优先考虑，而女性的工作空间和时间则往往支离 破碎——她 要迅 速响应孩子的需求。

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同样困扰了不少上海爸妈，尤其加上孩子鸡飞狗跳的网课。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处理居家办公期间“空间分配”这一问题的呢？

记者 郭爽 颜静燕 综合报道

A 夫妻同时居家办公

孩子+老公带来“双倍烦恼”

抢菜、拿菜、做核酸、领东西、发东西、烧饭、盯孩子上课、盯孩子作业、团物资……欣欣妈妈想起之前几个月的封控生活，仍然感叹：“像做梦一样，太累了。”在一家大公司做财务主管的她，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办公，但除了要管孩子的吃喝拉撒、网课和作业，一直做“空中飞人”的先生也天天在家办公。“‘猪队友’就是整天在家里把书房门一关，什么都不管，除了吃饭上厕所就不出来，孩子偶尔课间跑去找他，还要被他骂出来。”欣欣妈妈直言“心累”，“我也要工作、要开会，我还要管孩子和家务，还要忍受他的臭脾气。真是双倍的烦恼。”

此前，以色列的研究者深入访谈了15对夫妇。这些夫妇属于高学历的中上阶层专业人士——他们年龄在30—57岁，都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都在高科技产业、学术界或政府机构从事全职专业工作，持有比较平等的性别观念。疫情封控的时间里，在家工作的人，要设置出一个“工作空间”，但在这个访谈里，没有一对夫妇做到“平等地分配家庭空间”——男性几乎都有一个安静的私人房间，同时，女性几乎都呆在客厅或餐厅，她们一边完成自己的工作，一边观察并照顾孩子。

从理论考虑，配偶双方都可以在家里享受隐私空间。从实际出发，有的女性还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然而，依然是女方选择放弃个人空间，牺牲自己的专注来帮助孩子学习。不少母亲表示，她们这么选择的一大原因，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看孩子。然而，这个选择也让女性们难以集中精力，更难投入自己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上级和同事更少看见女性在工作。不但夫妇接受了空间和时间分配上的潜规则，连孩子也接受了“爸爸不可以被打扰，但妈妈可以被打扰”的潜规则。

B 堆杂物的露台

成了家里“临时办公室”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上海不少同时居家办公的夫妻，尤其是父亲，正在向着更多的可能努力。

“下周学校还上网课吗？啥时候放假？”从6月中旬开始，马野（化名）就盼着学校能够早些结束网课，这样他可以把因为要给小女儿上网课而搬到客厅的电脑再搬回原位——夫妻俩卧室的一角。“好歹让我有个舒服些的地方写写报告。”不过，马野的“如意算盘”怕是落空了。妻子告诉他，在线学习会一直持续到6月底。“这意味着，我还得继续呆在东边露台办公至少两个星期。”

马野家不是没有现成的书房，只不过那里已经成了妻子和孩子们的“地盘”。所幸主卧面积够大，马野便在角落里安置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办公区域。由于位置“隐蔽”，“偶尔打打游戏也不会被孩子们发现”，马野对这个“隐秘的角落”颇为满意。特别是妻子辅导孩子功课时，只要把卧室门一关，再戴上耳机，任凭门外“山呼海啸”，马野依旧能寻得一方宁静。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个家庭原本空间分配的相对平衡状态。“两个女儿都需要上在线直播课，一开始，姐姐在书房，妹妹在主卧，后来考虑到卧室里网络信号不好，我就把卧室里那台电脑搬出来接在了客厅电视机上，也方便大人照看。”马野说，这么一来，女儿上课是有保障了，但偌大的客厅就成了小女儿“一个人的教室”。“如果恰好遇上单位里要开会，那我就只能呆在卧室那个信号不好的角落，开着断断续续的会议，当时恨不得家里能有4个书房。”

无奈之下，马野只得另辟蹊径“转移战场”。封控前，马野的妻子在网上买了露营用的折叠桌椅，想到家里东边有个堆杂物的露台，马野灵机一动，把折叠桌椅往露台上一摆，这不就是一个临时的露天办公室吗？此后，但凡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处理工作时，马野就会“躲”到露台上。“有一次，我开了整整一上午的会，中午吃饭时，家人把屋子里都找遍了，也没发现我在哪里，我太太还以为我出去做志愿者了。”马野十分庆幸家里还有一个可以利用的露台，“只要不下雨，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专属空间’。”

C 和女儿成“同桌”

从鸡飞狗跳到倍感珍惜

相对而言，住在闵行梅陇镇的刘先生就更“苦”一点——从3月份就开始居家办公。爱人是一名中学老师，需要占据绝对安静的书房上课，空间需求处在“最高级”。于是，为了陪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上网课，刘先生被迫在客厅和女儿当了“同桌”。

“难得能陪陪女儿，父慈女孝，她在一边学习，我在另一边处理工作。”然而，刘先生和女儿的同桌关系并不像预期中的那样美好，“我就不能发出声音，敲键盘的声音也会打扰她上课，老师会不满地说‘刘同学你关麦吧’，女儿就很委屈；老师讲重要的知识点，我打电话都要静悄悄，简直像做贼。至于视频开会，基本不可能。”一边是外放的网课声音，孩子们哇啦哇啦地吵闹；一边是时不时会进来的电话，刘先生不得不端着笔记本电脑在两个房间来回“奔波”，再加上做核酸、买菜取菜、家务劳动，老婆烧菜他洗碗，居家办公的日子“有时候是挺头大的”。刘先生直言。

这样的日子随着疫情封控时间的延长而愈加焦虑。尤其是小区封控足不出户的日子，父女俩的“同桌之情”迅速降温，女儿课间跑来要他陪玩，他正在电话里沟通工作，被打断后他非常不高兴：“为这事儿，我没少和孩子吵架，我那段时间脾气真的很古怪，忍不住会向孩子发火。”九九八十一天后，刘先生终于走出小区门，他选择第一时间“逃”回公司上班，盯女儿上课这件大事，留给了仍然需要在家上网课的爱人，“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是解脱了。居家带孩子工作，太苦了。”

但让他自己也颇为意外的是，尽管吵闹了3个月，女儿对她的依赖前所未有地增加。“现在她每天要等我下班回来才吃晚饭，父亲节的时候，还给我做了久违的手工礼物和‘好爸爸’奖状。”说起这些，刘先生很感慨，“原来我总觉得，女儿和妈妈感情更好，其实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初三、高二、高三年级返校复课后，爱人去学校上班了，刘先生在“逃”回公司不久后，再次申请了居家办公带娃。这次，尽管有了专门办公的房间，他又选择和女儿成为同桌：“这一次，我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