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慈爱的大哥走了

杨以平

得知廖炯模老师离世的消息时，我正处于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之中，第一时间告诉我此消息的朋友转达了“疫情当前，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的家属意见，想到不能亲自送廖老师最后一程，不禁悲从中来。

我既不是廖老师的学生，也不是他的亲属，更不是他的同事和同行，但我们有着深深的情谊。

最早接触到廖老师的是他的电影海报，当然，我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虽然父亲杨可扬从事美术工作，但我并没有学习绘画，对这些电影海报感兴趣只是我源于喜欢看电影，至于这些画的作者是谁，我并不知道。

1973年，我父亲因为同意出版《门采尔素描集》，又一次受到批判，从美术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被调往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当教师。父亲生性讷言，让他走上讲台，勉为其难，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恼。就在此时，父亲遇到了一位知己，他就是廖炯模老师。那年，廖老师从辽宁鲁迅艺术学院调到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他们成了同事。廖老师比我爸小18岁，但他对我爸一直是父亲般的尊重和爱戴，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比我爸小20多岁。他们俩性格迥异，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却相当一致，有着不少共同语言。在戏剧学院的一年里，我爸在廖老师的开导下，渐渐走出了苦闷的情绪。廖老师经常到我们家来，从那时起，我认识了廖老师，也知道了那些脍炙人口的电影海报就是出自他之手。

我父亲在戏剧学院只工作了一年时间，离开戏剧学院后，廖老师更是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大约是1978年，当时的我经历了上山下乡，虽回到了上海，有了工作，但已然成为大龄剩女。一天廖老师来我们家，与我父母说起我的事情，他很热心地张罗起我的事情来。他说他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不妨让我们接触一下。当年张子虎想调入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工作，托他的老师——雕塑家唐世储和东璧，向时任美术系主任的廖老师推荐，而东璧正是廖老师在鲁艺时的学生。张子虎的画作那年也正好入选了全国美展，廖老师看了张子虎的档案材料，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人，于是张子虎便走进了我的生活。虽然后来张子虎的单位不放人，他没能成为廖老师的同事，却成了我的丈夫。

说来也巧，廖老师的太太夏老师不但与张子虎同乡，也是张子虎父亲的单位同事。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更亲近了一层。

廖老师的艺术成就除了油画、水彩、水粉以外，书法也是自成一体，非常有造诣。刘海粟先生曾在1979年时给我父亲写过一封长信，堪称一幅书法长卷，我父亲十分喜爱，托人装裱成轴卷，卷首便是廖老师苍劲的四个大字“海粟书信”（这幅长卷我父亲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前年春节，我托人将此长卷制作成高仿真作品送给了廖老师，他非常高兴。

2010年我父亲去世时，廖老师甚是悲痛，在参加追悼会之前，亲自到我家送来了他写的挽联“德辉风范泽乡里、光前裕后垂竹帛”，而且写了两张。他关照我，喜欢哪一张就用哪一张，可见他对此事的认真。

2014年年底，张子虎不幸病逝，廖老师和夏老师不顾年老体弱，到我家来看望安慰我。自父亲和子虎去世后，廖老师夫妇仍然与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让我倍感温暖。我有了孙子以后，他们也非常高兴，说：我们是看着小飏飏长大的，没想到他现在也做了爸爸了。

廖老师和我爸一样，一生低调，他也是在八十多岁才开了个展。在展览会开幕之前，尽管我不是他的学生和同行，但他仍郑重其事给我打来电话并寄来请柬，我感到万分荣幸。开幕式那天，看着那么多前来祝贺的同事、朋友、学生，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我和廖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3月底我孙子的周岁生日宴上，那时他精神还好得很，生活也充实得很，我记得他下午还要赶去参加一个会议。

后来，我忙于照顾孙子，忙于各种杂事，就没有去探望廖老师，心里想着春节前后无论如何也要去廖老师家一趟，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他是我心中慈爱的大哥，永远的老师，尽管我从来也不是他的学生。如今他走了，但他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一直萦绕在我耳边，我还曾经为他没有从事歌唱艺术而遗憾。他说过，他喜欢音乐，从小在鼓浪屿长大，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我相信天堂里永远有天使的歌声，廖老师，您安心地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