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后到台前的图书编辑

认真荐书

直播售书

书展一角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个埋首于卷帙浩繁中的固有形象，但是，在本届书展上，有30多位从各个出版社选拔出的年轻编辑亮相世纪直播间，没有邀请第三方的明星主播，年轻编辑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乘风破浪”的姿态，用网络直播形式为图书带货。直播，最初是为了防疫所需，一台手机、一盏灯开始的尝试，现在却成为各家出版社标配的销售方式。世纪集团各出版社几天来的线上销售额达到了线下销售额的百分之九十，直播间功不可没。

一支口红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杨懿晶的直播被安排在昨天下午两点，显然，这个时段并非一个流量的“黄金时段”，但她这次介绍的书却是在海外引起购买热潮的《证言》和《使女的故事》，前者尚未正式出版就入围了布克奖，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八十岁获奖，成为获得布克奖年龄最大的作家。《证言》在英美一周的销量有50万册，盛况只有当年的哈利·波特可与之媲美。这些细节，作为这两本书的责编，杨懿晶信手拈来，这也是她安排在直播中准备告诉读者的，“买书的行为不是冲动的产物，卖书直播必须要有几个点抓住读者，让人觉得为了这个必须下单。”

大学里学的是新闻专业，直播对杨懿晶而言，早已不是第一次面对镜头，但每次无论在哪里直播，除了提前准备的案头工作之外，她总是会提前半小时到达直播室门口，喝口水，与搭档同事对一会儿词，整理一下仪容，挑一支喜欢的口红抹上唇，并提醒自己在讲到忘形之时也要调整语速，控制好表情。

一次笑场

进入上海音乐出版社工作5年来，尽管有一口好听的男中音，但是王佛珥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与“直播”这个行业产生联系，直到今年疫情开始，市场营销编辑王佛珥才开启了每周一次的直播生涯。在本次书展上的直播是他第四次参与直播，王佛珥选择了《党旗下的誓言》《我的祖国》《九州百戏》等主题出版物进入直播间，用词也明显比直播大众产品要严谨得多。

虽然书展上的直播没有与观众互动的环节，但是，平时的直播与观众的互动颇频繁。有一次，王佛珥与搭档正在直播《中国儿童歌曲百年》一书，其中收录了一首儿歌《小白船》，当时正好剧集《隐秘的角落》热播，很自然，他们便以此为梗，“当时屏幕下就出现了一个‘上海张东升’的ID，‘上海张东升’打出了一句话：‘我现在学，还有机会吗？’”王佛珥与搭档当场就笑了场，这一刻掩饰不住的笑，瞬间拉近了编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可彼此又因为看不见对方的真实面容，不晓得对方真实身份，交流反而多了一层轻松，少了一点顾忌。

为了直播，王佛珥花力气花时间研究过火得不得了的李佳琦，却发现自己根本学不了，“介绍书和网上带货不一样，卖书是一件慢节奏的事，却用了一个快节奏的推销方式。”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用开场白引导”。以《九州百戏》为例，王佛珥就先提到《霸王别姬》的故事，利用大众对于“霸王别姬”的知晓度，再引出自己介绍的书。

一场“讲座”

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图书编辑苏醒在进入书展直播间之前，就有了自己固定的粉丝群，他直言“我没看过李佳琦的直播”。上海书画出版社多出版画册，图像相对于文字进入直播领域会有点优势，学美术史专业的苏醒的直播更强调书的内容，在直播时用书面语的风格换成亲近的口吻，尽量阐述清楚画与画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样大量干货的输出，导致苏醒直播前必须大量备课。苏醒的第一次直播在今年4月，他很紧张，平时语速就很快的他，直播时不知不觉讲得更快，一慢下来就想不起来要讲什么。直播次数多了，才逐渐掌握了节奏，讲到某处停一下，留出空隙整理一下思绪。苏醒靠着自己摸索，一次次进步。

有时，屏幕上弹出的观众评论让苏醒备感亲切：“主持人今天的衣服很好看”。“做直播，就像一场我看不见观众的讲座。”苏醒说。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