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侬软语并非江南印记的全部

《繁花》成为当代方言写作的代表作

“以上海为点，往上走走到江苏的连云港，往下走走到浙江的温州，把三个点连接起来，刚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江南》杂志副主编哲贵说，“这是我们狭义上的长三角，现在的长三角还包括安徽，如果归纳进来，应该是一个不等边四边形。”

日前，在“收获文学榜”系列活动的第二场论坛上，长三角地区文学期刊的编辑们与部分作家相聚在上海市作协大厅，展开以“江南文脉何以蓬勃”为主题的讨论，哲贵的“几何式”形象界定，引来了大家的笑声。

但是，“江南不仅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情感和语言的方式，甚至是一种文化的隐喻。”论坛主持人、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说。

《雨花》杂志主编、鲁迅文学奖得主朱辉认为，在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江南文化的特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但对创作而言，不能削足适履，冲着所谓的江南风格而去。”

谈到“江南文化”，方言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其中绕不开的一点，一些南方作家总是尝试着在写作中与方言相连，而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在普通话的环境中成长，方言的痕迹早已经淡化。

作家周嘉宁从创作语言学的角度谈到了方言写作的特点，“我现在写小说时，会非常注意语言的问题。我电台听得比较多的，是北京和东北那边的私人电台。年轻的主持人觉得自己说的是普通话，其实他们是在使用自己的方言，但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懂。很少看见南方人用方言做电台节目，特别是上海人和江浙这一带，我们通常会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周嘉宁而言，她的日常语言早已是普通话而非沪语，“普通话具有普遍性、规范性、规则感，而最具有生命力的语言，往往是要突破一种理论性、规则感而存在的。”

对于方言进入小说创作的问题，《小说界》执行主编乔晓华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南方作家还是不多，哪怕作家是南方人，但是现在的地址却在北方。”她提到：“北方作家都是普通话语系的，很有自信，就算用到东北方言，也不会有沟通障碍，四川也会非常自然运用一些方言，让我们觉得很有冲击力。反倒是江南这一带，使用方言写作非常不常见，而是自觉地使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她透露，上海的作家使用方言写作时显然会很小心，他们会探讨方言怎么使用得比较标准，如果使用了宁波方言，文章下面会专门写明注释，但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北方作家身上。

“在一个传统的国家向新的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用新语言描绘正在发生正在转变的新生活，一切都在生长中。”作家孙甘露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