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是路途，光明是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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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英

“黑暗是路途，光明是去处。”这是我看草婴先生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直感。

2018年以来，我开始编辑草婴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在对照托翁原著核查的过程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草婴先生，您这样处理是为了……吗？”“草婴先生，您这样转换真是妙啊。”与此同时，我心中也生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草婴先生能够完整而精准地再现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世界？

2020年9月9日托翁诞辰192周年之前，精装纪念版草婴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面世。10月24日，在草婴离世五周年那天，我们在线上直播了“云游草婴书房”活动。第二天，我和作家赵丽宏、孙甘露、周立民以及翻译家徐振亚在朵云书院开了读书分享会。在筹备这两场活动的过程中，我渐渐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

正如徐振亚老师所说：“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哪位作家、翻译什么作品，有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草婴先生选择托尔斯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选择普拉东诺夫的《老人》，到五十年代选择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再到六十年代选择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草婴始终在翻译工作中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我要怎么面对过去？我要怎么面对未来？正是基于一个翻译工作者的社会担当、文化担当，草婴在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经历了罕见的历史波折后，在七十年代选择了列夫·托尔斯泰。草婴曾经告诫女儿，做事要专心，专心把一件事做好。他身体力行，把翻译生涯的最后一站全部用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这是一个不轻松的决定，也是一个睿智的决定。

对作家越了解，对作品背景越了解，才越有可能翻译得到位，越有可能让读者明了作品中的台词与潜台词。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托翁82年的岁月里，从开始写作《战争与和平》的1863年，到写完《复活》的1899年，共36年。如果从1852年他发表处女作《童年》算起，在58年的创作生涯中，这36年是作品成就斐然的36年，是作家思想裂变的36年。《战争与和平》历时六年完成，修改了七次，完稿后托翁甚至累病了。他写《安娜·卡列尼娜》花了五年，修改了12次，写到安娜香消玉殒的时候潸然泪下。《复活》篇幅最短，但用时最长，毕十年之功，写完时托翁71岁。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我把我的肉放进了墨水瓶里。”

从1942年草婴发表《老人》算起到1997年翻译完托翁所有小说，共55年（不包括1997年之后的修订），其中从1964年出版《高加索故事》到1993年带着新出版的《战争与和平》去看望巴金，有29年，草婴在这29年的时间里一步一步走进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内心。翻译《战争与和平》用了六年多时间完成了120万字的翻译。在真正动笔翻译之前，草婴把这个大部头读了12遍，给小说中的559个人物都做了卡片，对每个人物都熟悉到拿起卡片就像见到老朋友。草婴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修改了10次，用4年成了80万字。他刻意加快了一点进度，因为他想用译稿向托翁去世70周年献礼。在翻译到安娜自杀的时候草婴一改平时从容的表情，满脸悲伤。45万字的《复活》译本花了草婴4年时间，他把这份稿件献给自己，当作进入古稀之年的礼物。

草婴说：“在翻译的时候，我和书中的主人公是紧紧跟随的，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遭遇，尽量去感同身受，几张稿子，一支笔，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是过一两天，一两个星期，而是终生。”我时常有一种感觉，在翻译的世界里，草婴与托翁、与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草婴在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过程中，与异国大文豪对话，与他的小说人物对话，也与自己的生活对话。

文学创作需要人生历练，文学翻译亦然。列夫·托尔斯泰和草婴都生于富庶之家，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都早早确定以文学为立命之本。托翁的语言既精美又有个性。翻译不仅对外语水平有要求，对母语水平的要求也相当高。草婴从小爱读书，《鲁迅全集》反复读。他在翻译的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文学评论，应邀在全国各地做演讲。高超的汉语表达能力使他的译本不仅顺畅生动，而且容易引人入胜。比如说，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在丧妻后一蹶不振，天真可爱的娜塔莎唤醒了他沉睡的心。此时他再次回忆妻子离世前的眼神，俄语中用词直译为“责备的脸”，草婴译为“哀怨的脸色”，既保留了原意，又更贴切。

托翁从发表处女作《童年》开始，就对人的心灵世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浓厚兴趣，他认为外部世界的源头是人的内心，个体的内心世界决定了世界的样貌、存在的状态。草婴的父亲行医，常常为贫苦的乡邻义诊，这些在幼年的草婴心中种下了善良与博爱的种子。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亲历过战争，并因此都对和平、对和谐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人性有着美好的憧憬。出版《高加索故事》时，草婴41岁。在不惑之年，他更知道托尔斯泰想通过高加索的故事表达什么意图。在开始翻译三大长篇时草婴54岁，他不仅已过半百，而且转出了历史的漩涡，再读托翁，草婴更多地、更深刻地读懂了其中的举重若轻。

我想，草婴翻译完托翁的所有小说，这或许对于他们双方都是幸运的。于托翁而言，有一位中国翻译家视翻译他的所有小说为使命，倾数十年心血深入地了解他，精妙地翻译他；于草婴而言，阅读和翻译这位有世界性、有现代性的俄国文豪，丰满了他的翻译，温暖了他的生命。

翻译的道路是漆黑的，翻译家留下的文字是光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