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派文人之风骨

祝淳翔

《师友追梦》是老报人吴承惠先生生前最后一本书。书中回忆与老作家秦瘦鸥的多年交往时，谈及1961年，上海作协的魏绍昌先生约他合编“鸳鸯蝴蝶派”小说资料集，由他编下册，选录代表作品的精彩章节，前附故事梗概。书的上册“史料部分”于1962年如期出版，下册则因政治气候突变，延至八十年代初，才完整出齐。在上册书中，秦老即被归于鸳蝴派作家之列，下册自然也选了《秋海棠》的片段，颇引起秦的不满。好在秦瘦鸥倒也大度，他并不怪罪魏、吴两位，说那不过是历史悠久的门户之见，宗派主义所致。

今之普通读者或许听惯了黄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火爆一时的《新鸳鸯蝴蝶梦》，歌中唱道：“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但鸳鸯蝴蝶派文学究竟是啥劳什子，想必并不了然。其实这个概念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概括，影响最大的许是鲁迅先生在1931年的一次演讲中，将上海洋场才子们创作的旧派文学一律冠以“新才子佳人小说”之名，又称“鸳鸯蝴蝶式文学”吧。

有趣的是，秦瘦鸥也因写了相关的文章，得罪过前辈作家包天笑。时在1960年7月20日，秦先生以“宁远”笔名撰有《关于鸳鸯蝴蝶派》一文，刊于香港《大公报》。文中称“鸳鸯蝴蝶派亦称礼拜六派”，其地盘除了许多杂志，还包括《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又说这一派的作品，“最大的缺点是脱离现实，流于无病呻吟，所写大多空中楼阁，不能反映真实的生活”。篇末谈及鸳蝴派作家中有不少人兼作翻译，即以包天笑为例，称他翻译过不少教育小说，如《馨儿就学记》，对读者起过一定的好作用。

包天笑当时已寓居于香港铜锣湾保良局附近的一处高级住宅，读及此文，很快写下《我与鸳鸯蝴蝶派》作出回应，七天后文章见报。他一上来先感谢秦氏为自己辩护的话，即从风格上看，包天笑“倒还不是道地的鸳鸯蝴蝶派”。接着夫子自道，谈他怎么开始写小说，随后笔锋一转，称“至于《礼拜六》，我从未投过稿。徐枕亚直至到他死，未识其人”，并称自己的小说，没有一部是属于鸳蝴派的。行文至此已是绵里藏针，对于自己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中人，抱有强烈抵触心理，予以坚决否认。文末，包的态度有所缓和，说苏州星社概由范烟桥、程小青、姚苏凤、郑逸梅诸君组织，“他们是否鸳鸯蝴蝶派，我无庸为他们辩白”。看来是不置可否，一语带过了。

周瘦鹃对此如何表态？倒也留有文字记录。读其《闲话〈礼拜六〉》一文，可窥豹一斑。周先生之所以写这篇文章，触发点是1956年11月，江苏省委文教部长俞铭璜在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及周与四十年前的刊物《礼拜六》的关系，并褒扬说那些作品很有趣味。于是接此话头，先是坦承自己为“礼拜六派”中的一员，又将自己与鸳蝴派中人分隔开来，称“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枕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来的”。文末也指出己之不足，即《礼拜六》全体作者包括周在内，“对于旧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因此在文艺领域中，得不到较高的评价。看似调门不高，倒也有理有据。

至于严独鹤有何高见？可从其哲嗣严祖佑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当时祖佑先生正读大学，他读到一本魏绍昌的鸳蝴派资料汇编（案，即1962年上海文艺版《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书后罗列该派作者和作品目录，“几乎除了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以新月社为代表的那些曾留学欧美的作家以外，把文坛上九流三教、良莠不齐的各路散兵游勇全部一网打尽”。当他把这份名录递给父亲看时，老先生淡然一笑道：“将写言情小说的徐枕亚和写武侠小说的郑证因拉在一起，说到底，这个派也就不存在了。”诚哉斯言。当一个概念的外延变得无远弗届，其内涵也就所剩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