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邓云乡兄

吴中杰

邓云乡是上海电力学院的语文教师，我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虽然是同行，而且近在咫尺，但因工作上没有交涉，所以那时并不认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记得是1983年四五月间，当时在《文汇报》工作的郦国义打电话给我，说：“吴老师，最近出了一本鲁迅研究著作《鲁迅与北京风土》，很有特色，作者叫邓云乡，你可能不认识，陈从周先生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点名要你写书评。”陈从周先生是同济大学园林学教授，文史功底很深厚，与我系老先生往来颇多，我是在吴剑岚先生家中与他相遇的。当时我在全市大会上受过批斗，处境很不好，但他并不介意，对我很热情，他知道我正在编写《鲁迅年谱》，就不断为我提供背景资料，因为他是徐志摩表妹夫，而且编过《徐志摩年谱》，对民国文坛情况颇为熟悉。这样一来二往，我们遂成为忘年之交。所以他嘱托的事，我不能推辞，就叫小郦把书寄来。展读之下，觉得此书的确写得不错。这本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谈鲁迅北京时期的生活和作品，别开生面。于是我写了一篇书评：《别具风情话鲁迅——读〈鲁迅与北京风土〉随感》，文章很快就发表出来，而且产生了一些影响。从此我与邓云乡就成为朋友。

我记不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但清楚记得我们相识之后他请我到他家吃饭的事情。那是在1988年春天，老邓对我说，他老师俞平伯的内弟许宝骙到上海出差，他要请饭，叫我作陪。那时还不时兴下馆子，他们又是老熟人，所以就在家中由老邓夫人做馄饨请客。许先生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做地下工作，社会经验丰富，很健谈。那时，报刊上正讨论周作人在日据时期出任伪职的性质问题。有人把周作人的下水，说成是受指派而为，仿佛他是个地下工作者，有人则对此说大加指责。许宝骙先生是当时留驻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对此事知之甚详，所以我们就请他谈谈此事。据许先生说，当时的情况是，原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去世，补缺的人选有两个：缪斌与周作人。两个人中，缪斌的反动性更大，所以他们主张还是让周作人出来，比较好对付些，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思，并非与周作人有什么组织联系。我了解情况后，为许先生主编的《团结报》写了一篇文章：《平心论知堂》，他们分两期连载。

邓云乡也常到我家来小坐，然后约我一起去看望吴剑岚、贾植芳等老先生。他勤于著作，那几年就出了好几本书，《鲁迅与北京风土》之外，还有《红楼识小录》《燕京乡土记》等等，科研成果很丰富。但因为他所在的上海电力学院是个工科学校，没有文科学术委员会，所以他的职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过校方对他还是很重视，特地为他一个人，组织了一个临时的文科学术委员会，请了陈从周、贾植芳、章培恒等几位，我也忝列其中。大家很认真地审查了他的学术著作，一致通过他为文科正教授。

后来，他担任了电影《红楼梦》摄制组的学术顾问，还有别的许多职务，飞来飞去，非常忙碌，我们就见面得少了。1999年2月初，我因患胃出血，住在新华医院治疗，有一天下午，跟我蛮谈得来的一位青年医生来查房，说起隔壁病房刚住进一位电力学院的教授邓云乡，病情很严重，怕过不了今天晚上。我闻之赶快爬起来去探望，果然是老邓。不过他看起来神态还好，不像垂危的样子，见到我很高兴，仍旧笑嘻嘻地，问我怎么也住在这里？我说是胃出血，没有大碍。他说，他刚从北京出差回来，感到肺部很难受，里面好像潮水在奔腾。我怕影响他休息，而且自己胃出血也还未止住，不敢久坐，稍谈几句就回房躺着休息，心想，看他目前这个样子，应能康复过来的。谁知第二天医生来查房时，就告诉我，邓云乡已于昨天半夜里去世了。呜呼！

唯一值得安慰的，大约我可以算是最后为他送别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