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建平
高汾老师去世十年了,很怀念她。
1986年,66岁的高汾老师刚从《经济日报》副刊部离休,便被陈铭德、邓季惺二老请去。两位老人当时被复刊后的《新民晚报》聘为顾问,他们很想为晚报做点事,无奈年迈体衰,力不从心,于是向报社提出,希望由高汾老师承担晚报特聘驻京记者一职。他们这个提议是有缘由的,因为1944年高汾老师从江西来到重庆,夏(衍)公让她进《新民报》担任记者,采访文化和社会新闻,抗战胜利后还在上海《新民报》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她出色的表现,得到了陈、邓二位负责人的赞赏。正是这段因缘,让高汾老师觉得不好推辞,就应承下来。于是晚报在她家安了一部传真机,备了一些工作用报,就这样,高家便成了新民晚报驻京办事处。
高汾老师的主要任务是采写京城文化新闻和为“夜光杯”组稿,其中副刊事宜,由我和她对接。
从此,每当我拿起电话听筒,听到一声“严建平同志”(高汾老师习惯称同志),就会兴奋起来,因为她准有好稿约来。
1988年秋,我去北京组稿,高汾老师替我联系了二十多位名家,当时不兴请客吃饭,所以一家一家跑。其中拜见两位前辈遇到了困难,一位是钱锺书先生,他不愿见记者是出名的。幸好晚报分管副刊的沈毓刚先生曾是钱先生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的学生,经他联系,钱先生终于同意见我。另一位就是德高望重、对晚报有恩的夏衍老,他因为年老体弱,已不大见客,所以迟迟未获答复。所幸夏老是高汾老师的引路人,1938年,高汾老师和姐姐、母亲从江南逃难到广州,举目无亲,生活无着,是《救亡日报》接纳了她们,在夏衍、廖沫沙、林林等报社领导的培养下,高汾老师和姐姐高灏成长为优秀记者,夏衍还亲切地称呼高汾为“小女孩”。因为这层关系,再加上夏老对《新民晚报》的感情,最终夏老同意见我了。记得那天上午我正在丁聪先生家,高汾老师电话追来,兴奋地通知我,让我下午去大六部口见夏老。
在高汾老师的关照下,这次北京之行很顺利,临回上海前,高汾老师还特意请我到她家吃饭,记得有一道汽锅鸡。小时候家里也有一只陶制的汽锅,所以感觉特别亲切。
1991年,晚报在北京设立记者站,由孙洪康担任首任站长。高汾老师觉得自己已完成任务,萌生了退意。因为我和高汾老师联系密切,报社领导让我出面,向她郑重表示:这些年高汾老师做的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报社不会忘记。记者站成立后,您不必上第一线采访了,但是希望能帮助年轻记者熟悉情况,一些重要的稿件还得您出面组织。特别是“夜光杯”,还需要您继续支持。最后,我动了感情,说“高汾老师永远是新民晚报的荣誉职工”。
高汾老师不愧是晚报的荣誉职工,她一如既往地为报社的事操心。她约稿从来不会碰钉子,因为她善良、周到、负责任,时时处处为作者着想,让人无法拒绝也不忍拒绝。袁鹰老师曾用敬佩的口吻讲过一个“笑话”:那年元旦,他和高汾大姐在人民日报宿舍大院相遇,互致新年好。话音刚落,高大姐就向他约稿。袁鹰老师笑着说,我的老大姐,今天这个日子,就是你们丁法章总编在此,也不会开口约稿的吧。高汾老师依然盯住不放,再三说,有稿别忘给“夜光杯”。
高汾老师约稿,也不是眼睛只盯着名人,她注意发现新作者,只要报纸上出现好文章,特别是年轻作者写的,她就会记下来,然后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约写稿件。我听郁钧剑兄说过,上世纪90年代初,高汾老师托人找到他,约他给晚报写稿。后来又亲自给他打电话,说很喜欢他写的短文,特别是知道他是个年轻的作者,就更希望他多为晚报写稿,这样才能使一张老报纸永远朝气蓬勃。从此,钧剑和“夜光杯”结下了不解之情,一直写到现在。
高汾老师就这样勤勤恳恳地为“夜光杯”作嫁衣裳,可少有人知道,她1938年18岁进入《救亡日报》,同年入党,在抗战时期的广州、桂林、重庆,她就是活跃于新闻界的“美女记者”了。她曾在郭沫若、夏衍直接领导下工作;她采访过的政界、军界、文化界人物无数;她曾在香港和茅盾等文化界名人一起避难,被东江纵队营救后,返回内地的路上又和邹韬奋同行。新中国成立前后,她参加并报道过开国大典、政协会议、抗美援朝;她倾听过聂鲁达、爱伦堡,面对过乌兰诺娃;她的朋友,几乎都是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她在“夜光杯”上发表了不少怀人记事的散文,感情深挚,动人肺腑。九十岁那年,她写了最后一篇文章《百岁林林》。当时我暗暗祝愿,期望高汾老师也能寿登期颐。然而,天不遂人愿,高汾老师缠绵病榻几年后,还是离去了,享年93岁。
后来我听宝林兄(高汾老师的女婿)说,自他接替老太太晚报特约编辑之职后,老人还是心心念念想着“夜光杯”,在病重的时候,她和家人说,想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为“夜光杯”做点事。这真是让我无比感动!
2014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报业卷》的编纂工作,在写到晚报“人物篇”时,我想到了高汾老师,她虽然不在编,但在晚报发展的重要时期作出过特殊贡献,应该收入志书。经向两位尊敬的主编请示,得到了他们的明确肯定,高汾老师的传略被列入这本上海报业的大书,她的英名与新民晚报永远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