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排“老三”的汪曾祺

管继平

近些年汪曾祺差点成了“网红”，常听到年轻人提起他或向我打听他的书。去年我和几位朋友，就专程驱车赴高邮一游。在那家打着汪氏旗号的“祺菜馆”，狠狠地大饱了一餐。但吃了些什么现在也不甚记清了，只记得对店员说，但凡当年汪曾祺推崇或发明的菜，都挨个来一遍。所幸“汪氏招牌菜”并不太多，众人皆大快朵颐，还直呼性价比蛮高。可见这一切，都不是冲着菜而是冲着“汪曾祺”去的。一位昔时的文人作家，作品经历了半个世纪，还那么令读者喜欢，他的小说和散文，至今仍依然有人读，能畅销，关键是还能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形成了“汪迷”无数，那就不简单了，也不仅是“网红”二字可以涵盖也。

有许多文章都把汪曾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也有说是“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其实这种称号都当不得真，说说而已。就譬如像“最后一位闺秀”之类，我至少读到有六七位著名女史被誉为“最后闺秀”的，究竟谁为“最后”还真不好说，反正“最后”之后永远还有“最后”。这就像自称是某某大师的“关门弟子”一样，即便说的是真，但不料老师的“门”并没有“关死”，往往只是虚掩着，一旦遇上合适的，“门”就又开了。

不过，汪曾祺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倒确实是真。他的性情，他的文风以及他的兴趣爱好，无一不透出那种旧式文人的风范。文人其实还是有新旧之分的，如果借用孔子的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么正好前者为旧，后者为新。这里所谓的“新”与“旧”，或许可用文人的生存状态来划分，旧式文人的状态是休闲型的，读书写作首先是为了寻求自己开心；而新式文人状态则是生产型的，他们的创作总是以提升或教导他人为己任，始终怀有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当然，孔子所说的“今”，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很“古”了。我之所以认为汪曾祺先生属“旧”，也是从他那自在开心的状态来判断的，大概是受家庭的影响吧，汪老的身上一直带有一种“古风”。他的文章颇有画面感，闲适散淡，日常中见出趣味。譬如他在一本自选集的序言中就说：通常“自选集”，应是从大量的作品中选出自认为比较满意的。而自己的作品因数量本来就少，若选得严，就所剩无几了。于是他只能像老太太拣菜那样的宽容，有时把拣下扔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常言说：拣到篮里的都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这个比喻很家常，但非常贴切。古人云“文如其人”，我们从他的这种文风，基本就能感受到他那休闲从容的文人状态。

因为闲适，旧时文人作家中擅书能画的不少。书画可以怡情养眼，鲁迅不是有“聊借画图怡倦眼”句么？所以汪曾祺也是，得家庭的熏陶，他儿时就非常喜欢画画和写字。他的画与他的文章气息非常接近，写意的蔬果虫鱼，逸笔草草。有时几颗土豆香菇，几根葱蒜，也照样淡然入画，读来非常的轻松日常，仿佛也在时时问我：你是哪根葱？

汪曾祺自出生起在家乡一共生活了十九年，此后仅晚年先后回乡探访了三次而已。然而就这短短不到二十年的生活，却成了他最难忘的记忆，也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创作宝库。他最著名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题材和故事背景均来自于故乡，至于写故乡风物的散文，那就更多了。所以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烙印，绝对是影响他的整个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已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了，但仍不忘幼稚园教过他的王文英老师。那一年他初回故乡时，听说当年的王老师仍健在，于是就带上两盒北京的特产果脯，专程去看望了老师，并认真写下了一页诗笺。

据说那一天王老师特别感动，汪曾祺告别之后，她捧着这一页诗笺，一读再读，不禁老泪纵横，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她对自己先生说：“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还没有一个来看我的……”

不过照常理来说，一个人远走他乡几十年，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与创业的艰辛，若还能想着再度返回看望当年老师和故友的，多半也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衣锦还乡皆大欢喜，不仅自己面上有光，乡人也能以你为荣，如“混”得一般就只能作罢了。也难怪，王老师的学生中谁还能如汪曾祺那样享有大名呢？不过汪老自己还是很谦虚，面对朋友们自豪地说“我们高邮，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之语，他还是不失幽默地纠正道：“高邮出名的还有咸鸭蛋呢！我就排老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