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与未来：如何下好“先手棋”

当前，世界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过去数十年，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也是最为和平稳定的区域，但今天，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推小圈子政治，亚洲和平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安全挑战。

11月24至25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第三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亚洲的安全与未来”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本次百川论坛设六大议题，以中国周边外交为落脚点，全方位观察亚太地区的力量变化，分别研讨中美博弈、“印太战略”中的印度以及北约“亚洲化”问题，并探讨东南亚、东北亚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

——编者

1 对亚洲安全未来中国起核心作用

在开幕致辞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首先指出亚洲和中国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亚洲具有世界性，世界具有亚洲性，我们要从整体国际关系来理解亚洲的局势，也要从整体国际关系来寻找亚洲安全及其未来。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国家，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扮演一个核心的作用。”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围绕“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味道”作主旨演讲，她表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顾自身的历史道路、现实道路与未来路径，“要放入长时段的历史透视，这样才能看出中国的大格局、大视野”。她指出，从19世纪末至今，亚洲的地理格局基本没有改变，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在亚洲的角色有了很大的变化。

2 中美博弈与北约“亚洲化”

“未来一年可能是中美博弈朝着进一步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的一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认为，第三方国家是我国开展外交斡旋的重要力量，中国有望改善和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关系，并在与东南亚、非洲及拉美各国的关系上有更多的拓展。

印度在所谓“印太战略”中发挥何种作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回顾了冷战后中美印的三边关系，指出“实用主义”是印度外交鲜明的特点，解释中印关系的变化，要从印度的内外部环境入手分析。“莫迪在印度人民党内及印度国内目前暂时无人制衡，其本人鲜明的外交特点和意识形态偏好，拉近了现在的美印关系。”

关于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和定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分析称，“印度的战略非常明确，借助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印度转移，希望实现印度的经济腾飞和崛起。”他认为，印度对华政策的调整可能比较困难，印度会利用明年的四方安全对话增加安全合作。

针对北约“亚洲化”趋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宋新宁认为，目前北约仍是一个专注于区域的安全同盟，但欧洲国家并不反对美国在亚洲组建北约式的军事联盟，这一动向值得关注。

针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军事安全体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杰认为，一个构建在美国霸权秩序之上的同盟理论，不能充分地解释“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同盟体系。

除了构建安全联盟外，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也在加紧对中国的应对，试图把中国的一些对外经济行为定性为“经济胁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郭海指出，七国集团、欧盟和澳大利亚对“经济胁迫”保持了国际法定义上的模糊，目的就是针对中国。

面对国际动荡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将如何自处？“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只有把握大趋势，才能下好“先手棋”。

与会学者认为，和平、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是互相强化的。亚洲过去40多年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组建排他性小圈子不得人心，共同发展有助于促进地区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的改善，真正的多边主义才是正确选择。

3 周边地区的合作与挑战

对于当前及今后的南海形势，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认为，当前存在多重挑战：一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从有限介入、积极介入再到全面选边站；二是随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窗口期缩短，相关国家的紧迫感上升；三是处理南海问题，需要考虑中国和东盟关系，以及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

复旦大学中国周边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华指出，“美越关系升级是双方互有所求的结果，美国希望把越南作为在东南亚的战略支点，而越南也希望借助美国维护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谈及中越关系的未来走势，他认为，未来维护两国关系的成本可能有所增加，但中越关系稳定的大局不会受到根本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表示：“近二十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呈现全面加速的态势，其中对于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呈现泛化趋势。”剧烈变动的国际局势对日本造成了综合性压力，经济能量政治化的法则推动了日本的诉求持续升级，特别是在地缘战略意识上，日本表现出“全面复活”的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回顾了2023年东北亚地区出现的各种局势变化。面对日益严峻的东北亚局势，他认为，中国第一要保持战略定力，争取战略主动；第二要明确战略需求，与俄朝等国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大合作；第三是灵活处理与美国和韩国的关系。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认为，美日韩三国已在“由伴而盟”的演变过程中。他进一步分析，美国的盟伴体系调整在俄乌引发了地缘冲突加剧，如今美国将矛头指向了台海与南海，致使中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许涛分享了俄乌冲突之后中亚地区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他认为未来参与中亚的力量将越来越多元化，但俄罗斯在中亚安全上的地位暂时无可替代，而中亚国家在发展上对中国的倚重将有所加强。

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向红指出，上合组织“团结至上”的策略与理念保障了扩员并未带来颠覆性的后果。“团结至上”向成员国释放一种尽快达成共识的信号，从而顺利推动扩员进程。

就中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阿富汗研究中心教授朱永彪警示了中南亚区域的恐怖主义外溢风险。

“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是“百川论坛”系列研讨会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从2021年开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主办方期望能够秉持“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的要旨，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共同把脉中国外部环境和亚太安全，为地区和平发展建言献策。王若弦 黄紫蓝 梅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