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走向历史纵深的远行

叶周

我曾经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却只去过虹口数次。中学时曾经去虹口公园的鲁迅墓拜谒鲁迅，其余的数次都是路过。前几年回上海，特地去拜访了位于虹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该馆捐赠了几本父亲以群的著作和数幅相片，以弥补馆藏中资料的缺乏。

父亲叶以群的文学生涯起步于上海，他从那里开始走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滚滚洪流。我故地重游就是要去寻找他留下的印迹。走在虹口的多伦路上，迎面扑来的是不一样的气息，沿街两侧的小弄堂里，分布着鲁迅、郭沫若和许多其他文化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住处。我弯进一条小弄走进“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会址纪念馆”，底层约二十平方米的大厅里放着一张讲台和几条长凳，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当时这幢楼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校址。那时父亲叶以群还在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他暑假从日本回沪时与丁玲、冯雪峰和茅盾建立了联系，之后回到东京组织了日本分盟。等到他1931年夏天回国，左联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活动，他的足迹遍布上海大大小小的街巷。

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会址纪念馆”的院子里立着一尊左联五位烈士的塑像，我与同去的妹妹新桂和纪念馆资料部主任顾良辉在塑像前合影留念。以柔石和胡也频为代表的左联五烈士是我青年时就心仪的革命先烈，那时就在鲁迅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读到过他们为革命殉难的故事。

纪念馆的研究人员俞宽宏在文章《林中的响箭——论上海北四川路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十分清晰地概括了左联前后两个阶段斗争的特点。也连接了我心里原先的空白，父亲是在前行者遇难的艰难岁月中擎起了继续前行的旗帜。“在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左联着手调整策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堑壕战’。因为胡也频牺牲，丁玲迅速左转，之后北四川路先后迎来了从日本回来的楼适夷、叶以群、胡风，安徽回来的周文、刘丹和东南亚回来的艾芜等左联骨干战将，左联秘密机关也于1931年底转移到北四川路底，北四川路的左翼文化运动迎来了一个全面出击的新局面。”父亲从日本回国后，1932年他在上海与丁玲、田汉等人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才21岁。随后他从周扬手中接任左联组织部长，成为积极的骨干；茅盾的著作《子夜》出版时在上海举行的新书发表会是父亲主持的。

我的新著《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2024三联书店·香港出版）的编辑推荐语是这样写的：“本书以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叶以群先生为叙述主线，时间贯穿二十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地域跨越重庆、香港、上海、东京等地，内容涵盖他与鲁迅、郭沫若、茅盾、沙汀、徐渥、夏衍、荒煤、丁玲、萧红、端木蕻良、刘白羽、于伶、冯亦代等前辈作家或文学战友的密切互动，史料丰富且珍贵，叙述温润且绵长。可以说，本书是作者作为儿子与父亲叶以群跨越时空的一次灵魂对话，也是作为后辈作家对与父亲并肩战斗过的那些文学前辈们的一次追寻与交流。”

历经数年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我喜欢旅行，可是这次远行却是走向历史纵深，如同经历了一次时光倒流，我经历了另一种完全不同、极其丰富的人生。我在梦中和我所见过的每一位前辈再次握手，向他们报告我的书已经写完，以此告慰他们曾经对我的栽培，我也为此感到欣慰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