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球员谈降薪

刘耿

开年以来，举国严抓抗疫，迄今尚未完全复工复产，降薪成为劳方和资方抱团度过困难期的温和手段。

足球竞技产业作为社会大图景的蕞尔一隅，降薪也成为摆上台面的议题，不过，在足协宣布中超、中甲及中乙三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代表原则上一致同意俱乐部和球员合理减薪之后，都过去一周了，实施的细则却落不了地。

原因就是球员的薪酬问题包裹了太多干扰因素，思路没有厘清，较集中地反映在三个难点上：一是，中国足球运动员薪资虚高的问题由来已久，为挤去“泡沫”，中国足协从疫情前已开始执行整体降薪计划，这与因疫情而起的降薪是什么关系；二是，球员薪资受合同的法律效力保护，降薪于法无据、无法可依；三是，降薪由谁牵头，行业统一行动，还是各俱乐部分别施策。

对第一个难点，从俱乐部的角度，这波降薪不应被视为疫情发生前就开始的降薪潮的延续，不应将疫情视为趁机结构性降薪的机会，要讲明白这是非常时期的临时性举措，与结构性降薪是两条线，不应该两线并一线，俱乐部要向球员传达这样的诚信，获取信任，临时性降薪才有机会迅速地实施。如果把这件临时性举措按照结构性降薪的模式去谈，只会拖延落地，双方彼此空耗。

对第二个难点，从球员的角度，要明白踢足球这个行业，在社会诸门类中，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经济命脉的刚需，是盛世的点缀、是富足的消遣，如果俱乐部没资金运转，说关也就关了。在艰难的情况下，只有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才能共克时艰，共迎赛事重启的那一天。减薪不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切入思考，而是充满职业自觉的君子协议。

对第三个难点，从足协的角度，充当降薪的牵头方，实际上是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降薪最直接的受益方是俱乐部，其次是因俱乐部未倒闭而避免了失业的球员，最后才是因前两者都在而维持了整体稳定格局从而也算是获益的足协。市场的事交给市场，由各俱乐部自行去洽谈就好了，结构性降薪才是足协该发挥主导作用的时候。

想明白这三个问题，与球员谈降薪就不那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