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的自由与边界在哪里

书名：《生育的选择——生育的自由与边界》作者：【日】小林亚津子译者：成琳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编者的话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在生殖医学和遗传工程领域的科技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生殖自由。然而，生殖技术在给不孕不育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和伦理方面的问题。

本书作者小林亚津子是日本北里大学一般教育部教授，著有《生命伦理入门——“生命”是由谁决定的？》《看护的生命伦理》等作品。她以女性学者特有的敏锐，进行观察和冷静分析，促使我们思考医疗技术、操纵生命与传统的人类观、价值观之间的各种难题，并从中找到判断和解决这些难题的启示。

不得不说，比起冷冻卵子、精子库与选择性单身母亲、死后生殖、基因分析技术、体外受精和代孕生产、面向女同性恋者的精子库等生殖技术的发展，法律、社会伦理不仅没有及时跟上，甚至还远远滞后。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后记”，以及“是亲生父母，还是遗传学上的父母？”一章。

如何合理利用生殖技术

在每七人之中就有一人“不孕不育”的现代，为了满足人们“想要孩子”“想成为父母”的愿望，生殖科学渐渐发展起来。近年来，随着能够比较精确地诊断出胎儿染色体变异（如唐氏综合征等）的新型出生前诊断出现，有人开始为“是否要成为这个孩子的父母”这一“选择”感到苦恼。此外，有些运动选手选择成为单身母亲，或者有艺人通过亲子鉴定得知自己并非悉心抚养的“孩子”在遗传学上的“父亲”等，这些事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对“生殖”这一人类普遍性的行为予以关注，并以前所未有的多样方法重新审视“亲子”和“家庭”的形式。

追求自己的幸福、渴望“拥有孩子”的不孕不育夫妻自由使用生殖技术的限度是什么？

从伦理学出发，这个问题则是：“人类自由的界限在于何处？”

如果说应该限制人类自由的根据之一在于“伤害他人”，那么恐怕不会有许多人对生殖技术持积极态度。是否“伤害他人”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曾提出的一个判断标准，准确来说，这就是“阻止伤害他人原则”，即不得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伦理原则。

如果将这条原则套用在生殖技术的使用上，就是“在不给他人造成伤害的前提下能够使用”。在生殖医学中，“他人”指的是代替自己生子的代孕母亲、供精者和供卵者、养育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的伴侣，以及通过生殖技术诞生的孩子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大多只关注生殖医学给不孕不育的夫妻带来了“救济”，却往往忽视了由此降生的孩子们的权利和福祉（幸福）。对于通过生殖技术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一事实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技术才不会造成“伤害”，超出怎样的限度就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在吉田秋生的作品《YASHA——夜叉》（小学館コミック文庫、2013年）中，有一个依靠被终止妊娠的胚胎中的卵子（在本人出生之前，即胚胎时期，女性的卵巢中就已经有卵子了）出生的青年。他在坦白自己的出身时，说自己的母亲“并非人类”，自己则是个“怪物”。

“非自然降生”的孩子

实际上，为了解决供卵者经常性不足的问题，英国的医疗机构曾讨论使用被终止妊娠的胚胎中的卵子来进行不孕治疗。这样做的考虑是，价格昂贵且通常数量不足的卵子可以从胚胎中“轻易”获得；而且如果“提供者”是胚胎的话，就可以规避围绕卵子所有权的纠纷。但是，这一想法无疑会遭到非难，被认为是不符合“孩子的福祉”的，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即便是已经实施的“寻常”生殖技术，当然也会给通过此种手段出生的孩子带来“伤害”。其中典型的问题在于人工授精儿的身份知情权和提供者身份保密之间的矛盾。“匿名原则”对于利用供精者精子和人工授精的夫妻来说可谓十分理想；但对于无法得知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即供精者）的孩子来说，这会让他们极其“悲伤”，乃至觉得“有所缺失”。在日本，通过庆应义塾大学实施的异源人工授精生下的孩子们开始在社会上发声，也有人开始主张提供者实名制和“孩子的身份知情权”。

近年来生命伦理的一大特征是，通过生殖技术诞生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他们开始自行讨论生殖技术的利弊，并发表自己的立场。生殖医学讨论的主要参与者（利益相关者）逐渐从父母扩大到孩子的范围。

有谁能够预测通过生殖医疗技术产下的孩子们的心情呢？即便是利用此项技术的父母们也很难想象孩子们所处的状况和他们心中的苦恼。但是，在考虑孩子们的人权和福祉（幸福）的基础上，也有必要体谅父母们的心情。

而且，对生殖医学所知甚少的人或许很难理解“不孕不育夫妻”的心情，后者即便要借用科学技术的力量也希望生下孩子。男同性伴侣想要孩子，担心“生物学上的时钟”的女性考虑“冷冻卵子”，即便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也打算“生子”“成为父母”的夫妻——也许非当事者会认为，这些人是在“滥用科学”“不过是任性之举”。另外，正如“死后生殖”的审判结果与对“卵子和子宫一致”的执着所显示的，面对新型生殖技术的可能性及人们对此项技术的需求，现行的法律和学会指导方针并不能做出灵活应对。

生殖医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这一“温度差”。使用生殖技术的父母和他们生下的孩子、当事人和非当事人、接受“不孕不育治疗”的“患者”和医生们——弥合这些人之间认识上的差距是推动讨论取得进展的重要一步。

滞后于技术的法律与伦理

本书引用了许多国外的电影、电视剧和小说等，努力捕捉与生殖医学息息相关之人的心情。作者将大量笔墨用于传达通过生殖技术诞生的孩子们的声音，并描述了他们的现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者认为不仅要从利用生殖科技的现代人的角度，而且有必要从由此出生的孩子们，也就是未来一代的视角出发，探讨这一技术的是非功过。

本书想要呈现给读者的并不只是生殖医学的新奇。在生殖技术日新月异，法律与伦理望尘莫及的状况下，本书重点展现了执意选择（或迫不得已选择）利用这项技术之人的心情、通过“技术”能够怀抱心心念念的“我的孩子”之人的喜悦、因这项技术而陷入意想不到的伦理深渊之人的苦恼，意在架起一座跨越当事者（参与生殖医疗过程的人）与非当事者（一旁冷静乃至批判性地看待生殖技术的人）之间认识的“桥梁”。

随着诊断技术不断发展，能够发现的“异常”逐渐增加；随着医疗技术日益进步，能够治愈的“疾病”范围也在持续扩大。伴随着新技术的诞生，曾经被“自然”接受的“不孕不育”也成了能够治疗的“疾病”，这也让“接受”“无子”现实（乃至“断念”），或者“不生育孩子”的父母面临更艰难的选择。

归根结底，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会促进人类的幸福，还是给社会招致混乱，都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类“选择”。尽管如此，能够实现人类“愿望”和“欲望”的技术本身，就会给处于此种境况的人们带来希望，或者给他们造成负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殖”的问题与传统的家庭观和社会观念密切相关，如“夫妻（情侣）本就应该有孩子”“当了父母之后才算真正长大成人”等，这些价值观和观念将当事人置于“技术带来的重负”之下，而不管当事人意愿如何。或者，夫妻自身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这种“当了父母之后才算真正长大成人”的社会观念内化于心，从而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受到了“想要孩子”“必须有孩子”等愿望的驱使。

“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极其自然的父母之心，但出生前诊断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将这种想法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即“必须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技术的进步是否带来了人类的自由？抑或是将特定的价值观加在人们身上，从而“抑制”了自由？

2011年10月17日，接受了出生前诊断的东尾理子面对《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道：“即便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的观念和教养也难以与其共同进步。医疗技术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我认为，从现在开始，人们有必要掌握至少能对此下判断的知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医学本身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医疗技术、操纵生命与传统的人类观、价值观之间滋生了诸多难题，这些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掌握具体的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