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0年，写一封给“600号”的“情书”
王祖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现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理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祖承与夫人严幼珍 郭爽 摄
《宛平南路600号：我做精神科医生的6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上世纪80年代医院半全景
1954年，粟宗华等建议将上海的精神治疗资源大联合，于是成立上海市立精神病院。1958年搬入徐汇区的新院区，改名为“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因其地址为宛平南路600号，而被市民“亲切”地称为“600号”。今年，“600号”迎来建院90周年，曾在此工作了60年的原院长王祖承教授写下回忆录，从青春到暮年，他记录了自己在“600号”的故事——这不仅是一家医院，更是一个时代对人们心灵健康的守护与承诺。（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人提供）
◆记者 郭爽
精神病医院里“都是人才”
1964年，23岁的王祖承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彼时，精神科前景不被看好，医学院毕业生大多不愿去精神病医院。王祖承至今记得同学们的顾虑：“有人怕和患者沟通困难，可能会挨骂、挨打，还可能有生命危险；有人觉得精神病医生没有技术含量，不算正规医生，更像做思想工作的；有人担心自己工作后会被‘感染’，变得孤僻怪异，与社会脱节。”
而王祖承是主动选择精神科的。在医学院求学时，严和骎、顾景顺两位老师的精神病学课程，改变了他对这一学科的认知。严和骎讲课条理清晰，将复杂病症拆解成易懂知识点；顾景顺用带着无锡口音的上海话“说书”，一次讲到强迫症患者的犹豫不决时，他把粉笔当点燃的香烟，模仿患者“朝左吹不行，朝右吹也不行”的焦虑模样，引得课堂阵阵笑声。王祖承意识到，原来精神病学可以这么有趣，“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关乎人的心灵”。实习期间，王祖承在女患者病房参与胰岛素治疗，遇到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之一——这位5岁读书、15岁高中毕业的才女，当时因精神障碍入院，时而哭泣、时而发笑。“大家都说有文艺天赋的人容易患精神障碍，可没人说得清为什么。但她的经历让我觉得，这些患者背后藏着太多值得探究的故事。”最终，王祖承在分配志愿表上写下第一志愿：精神科。
毕业后，王祖承如愿进入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600号”前身），防治院分为徐汇院区与北桥分院（原普慈疗养院，1935年建成的亚洲最大精神病院）。当时医院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曾赴美留学的粟宗华院长满怀雄心，大批引进年轻人，除医学院毕业生外，还有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另有中专生、大专生等，一年之中，进院的年轻人有50多人。他们充满青春活力，过着集体生活。每周有两晚上集体课，医院安排多位高年资医师讲课，包括严和骎、纪明、殷国宝等老前辈，粟宗华、夏镇夷也定会到场。“那时精神病学知识资料少，很多授课内容是医师的心得体会和经验介绍，大家听课都认真做笔记。我们还开展学英文活动。我原来是学俄文的，但没有俄文资料可看，就转学英文。王敦绍医师自告奋勇承担初级教学，大家从‘ABCD’开始学。”
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迅速变化，粟宗华被下放劳动，在门诊室扫地。1970年，粟宗华不幸患病离世，弥留之际，他把房屋、家产、存款全部上交给了国家。
“我们是在龙华医院上班的”
上世纪70年代，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创新构建的“市级-区级-社区”三级防治网络（即“上海模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发展中国家精神卫生服务范本”。但当时精神科资金不足，“精神病院”名声难听，社会对“600号”医务工作者普遍有歧视。“以前我们医院的员工都不敢说自己是在‘600号’工作的，都说是在街对面的龙华医院上班。”王祖承回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精神卫生事业面临的是十余年业务荒废留下的空白，对患者的治疗多是“关起来、约束住”，被“生动”地称为“关押捆绑”。“那时候没有像样的药物，几乎没有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更是一片荒漠。遇到躁狂患者，只能用约束带。”当时上海市相关部门调查发现，金山、崇明等远郊县有129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因家庭贫困、缺乏医疗知识，被家人用链条锁在猪圈、破屋中，有的甚至被“关锁”数十年。“看到照片里患者在铁栅栏内蜷缩，家属在门外低头垂泪，我们作为精神科医生，真的无地自容。”王祖承回忆道。时任院长严和骎教授带领张明园教授及防治科同事，联合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免费为这些患者提供长效安定剂“安度利可”（氟哌啶醇癸酸酯旧称）。团队跑遍上海九县一区，为患者送药、检查。两年后，患者病情得到控制，彻底脱离锁链，“再去随访时，患者和家属在门口热泪盈眶地迎接我们”。而上海的这场“解锁工程”，也为后来全国“686项目”（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奠定基础。
1985年，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正式更名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入高质量转型期。1986年，王祖承被选派至日本浅井病院进修。这次出国，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里没有冰冷的铁窗和锁链，医生会坐在病房里和患者聊天，治疗方案除药物外，还有心理疏导和家庭支持。“浅井病院的老院长浅井利勇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以德报怨’抚养了5000多名日本遗孤，他很感恩，因此资助中国医生来院进修。”进修期间，王祖承接触到森田疗法、内观疗法。“森田疗法讲究‘顺其自然’，内观疗法强调‘知恩感恩’，这些理念能帮患者从心理层面重建力量。”回国后，王祖承成为将这两种疗法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惠及了万千患者。他还将在日本进修时得到的生活费每月拿出1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250元，而其月工资仅七八十元），在“600号”设立“上海-浅井精神卫生奖”：“浅井院长的感恩之心感染了我，我也要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这个奖项后来成为激励年轻医生的重要平台，他与日本同道的交流也持续至今，促成众多学术研讨与人才培养项目。
1999年，王祖承被确诊患上肿瘤，此后几十年先后经历6次手术。尽管因化疗头发全脱，他却始终乐观。“身体有问题交给专科医生，心不要动，顺其自然。”病床上的他笑着对来探望的同事朋友说。这份豁达，正是从森田疗法中汲取的力量。后来，他还与肿瘤科合作，用森田疗法帮助肿瘤患者乐观应对病情：“我引进疗法是为了帮患者，没想到后来救了自己。”
王祖承与妻子严幼珍是在“600号”相识的。严幼珍从护士成长为护理部副主任，两人相濡以沫，携手走过57年。1994年，是王祖承从第二医学院毕业的第30年，这一年，他的儿子也从这所学校毕业。尽管儿子没选择精神科，他仍尊重孩子的选择。
2023年1月6日，夫妻俩都因感染新冠病毒发高烧。清晨吃早饭时，严幼珍突然呼吸、心跳骤停。“我摸她的脉搏，没了；听心脏，心跳也没了。”王祖承立刻施救，脑海里飞速闪过自己毕生所学：“那是我生命中最紧张的时刻。”5分钟后，严幼珍脸色渐渐红润，苏醒过来。“她和我说，‘你救活了我，是我的福分，也是你的福分——我还可以继续照顾你’。”
一封给“600号”的“情书”
2000年，上海开始筹备《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这是中国首个精神卫生地方性法规。“制订时大家都没经验，几经努力终成眉目，成功出台。其间，大量文字、资料整理及配套文件书写工作，由谢斌（后任“600号”党委书记，今年4月退休）和其他几位年轻人承担。当时小谢正报考博士研究生，但赶写材料，每天要忙到半夜两三点，根本没时间复习，只好放弃考博。大家都为他惋惜，他却无所谓，说不考也一样工作，这份豁达让人敬佩。”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施行。“它的出台历尽艰辛，最早从上世纪80年代起稿，历经32年、修改14稿，经数代专家接力。这是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重大进步。”王祖承感慨。
1964年至今，王祖承见证了“600号”的蜕变：从封闭病房变成拥有2200张床位的现代化医院，从被调侃的地址变成温暖的代名词——“600号”文创层出不穷，成了热销款；“600号画廊”里，患者画作在C位展出；“600号月饼”最近几年也成了“网红”。
“600号”的诊疗手段也在不断升级。王祖承记得一个有趣的诊疗细节：“有个病人说一到病房外面就听到声音骂他，不愿出去。我让他把头伸出去一半，他说外面一半能听到声音，里面一半听不到，”他笑着说，“你看，精神病的探索多有趣，一扇门就能引发不同反应，这些细节背后是脑部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差异。后来我们结合影像学检查，观察患者脑部特定区域活动情况。我们还做基因、生物学等研究，想找到精神疾病的‘缺口’——比如精神分裂症，以前想找特定基因片段，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它不是单基因疾病，是多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们对“600”号态度的转变，其实是社会对精神疾病认识不断提升的体现。王祖承认为：“患者能被平等对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我最欣慰的事，但这些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代人熬出来的。”我国精神科医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不足万人，而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4》（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已达6.9万人。但王祖承仍然觉得不够：“按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每1000人需要1名精神科医生，我们还差得远。而且精神科医生要成熟，至少需要20年临床经验，培养周期太长了。”
退休后，王祖承坚持主持“生活发现会”，组织患者朗读、分享康复故事；创办微信公众号“王祖承精神世界”，更新精神医学知识；牵头设立论坛，让老、中、青医生交流学习。直到2022年，81岁的他仍坚持每周四下午出门诊。在青年医生陈智民看来，王老师总是凭借一腔热忱，做许多利于他人的“多余小事”，“他热爱精神医学，当作一生的追求，活成了温润如玉的君子”。
王祖承始终记得粟宗华教授的话：“精神病患者的病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但医生的使命是让每滴血泪都成为重生的证言。”数十年间，他笔耕不辍，记录、汇总了临床一线的坚守与思考。金秋十月，经陈智民帮助整理，《宛平南路600号：我做精神科医生的60年》一书出版。他在其中写道：“与整个事业而言，我个人所做的不过沧海一粟。只有把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伟大的事业，才能克服生命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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