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以文记事 以心惜人

王火 资料图

人们熟悉“王火”这个名字，源于他笔下的文字，他是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之一。11月23日，这位出生在上海、终生“以笔为枪”的老人，在成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享年103岁（虚岁）。他的女儿王凌说：“父亲走得很安详，希望大家想念他的时候，能读一读他的作品。”

1924年，王火生于上海，本名王洪溥，6岁随父迁居南京。他总爱跟家人说起1937年春天的花神庙：“满街的牡丹、芍药，花农挑着担子吆喝，‘百花生日’那天，连空气中都飘着花香。”那些阳光下的鲜活场景，是他童年最柔软的底色。可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八一三”事变爆发，他随父亲仓促离开南京，再后来他才知道，记忆里热闹的花神庙，竟成了南京大屠杀中死难同胞的丛葬地之一。

这份“美好与破碎”的强烈对比，成了他后来记录历史的动力。1946年，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的王火，以重庆《时事新报》驻沪宁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南京。作为最早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之一，他的报道从不只停留在“惨烈”，更注重挖掘“人”的故事。1947年，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文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李秀英与日军搏斗的经历，还写了她战后的生活，“她在鱼市街开了个小铺子，卖些针头线脑，路过的邻居都愿意跟她打招呼，她也总笑着回应，像在慢慢把日子拼起来”。他还曾见证了对谷寿夫（侵华日军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公审，在报道里加了这样一个细节：“旁听席上有位老太太，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庭审结束后，她对着照片轻声说‘娃，坏人受罚了’，然后慢慢走出法庭，背影很单薄，却走得很稳。”

后来创作《战争和人》时，他更是把这种融合做到了极致。书中既写了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童霜威在南京目睹的暴行、童家霆在重庆经历的轰炸，都有他采访经历的影子，也写了动荡岁月里的日常——和同学在防空洞里分享馒头、在嘉陵江边散步聊天，甚至细致描写了当时茶馆里的盖碗茶、街头叫卖的糖炒栗子。“我不想把战争写得离人太远，”王火曾说，“再苦的日子里，人们也会想着好好吃饭、好好活着，这些日常，才是支撑人挺过去的力量。”

1949年后，王洪溥正式以“王火”为笔名进行创作，这个名字贯穿了他此后数十年的文学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不久被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国工人》杂志，1961年调任山东临沂一中副校长，在临沂生活、工作了22年。

1983年，王火调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在一次救人时意外受伤——为救掉进水坑的小女孩，他头部撞在钢管上，左眼视网膜受损，险些失明。医生告诫他“可能无法再写作”，他偷偷学起盲文，最终靠着右眼与放大镜，继续伏案创作。“仅靠一只老花眼写长篇，眼疲得疼痛，身心俱疲”，王火在《战争和人》后记中坦言，但每当写到历史细节，“那些悲惨故事让我无法停下”。

1993年，《战争和人》三部曲出版，1997年，该书以全票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评价其“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学魅力，是一部真正的战争史诗”。

“爱国不是喊口号，而是把日子过好，把该做的事做好。”这是王火常对家人说的话。他的家风，全在“实在”二字里。女儿王凌回忆，父亲一辈子不讲究物质，衣服穿旧了也舍不得扔，“他总说‘衣服能穿就行，没必要浪费’”。晚年，王火把所有表彰证书、奖杯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时，他只说：“这些东西放在馆里，能让更多人了解过去，比放在家里有用。”

对待历史，他也保持着“实在”的态度。看到电视里的“抗日神剧”，他会无奈地摇摇头：“哪有那么容易？当年我们在重庆躲轰炸，连口热饭都难吃上，打仗是苦出来的。”但他从不公开指责，而是把经历讲给孙辈听，“让孩子们知道真实的历史，比什么都重要”。他在《战争和人》中所写：“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美与丑、善与恶，而文学的使命，是让后人永远铭记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岁月。”

“生活甜的就是甜的，苦的就是苦的。回想起来，苦的有时候当笑话讲也是甜的。”晚年的王火，生活过得简单又规律。他不吃猪肉，每天的饭桌上总少不了白水煮萝卜、冬瓜，“清淡的菜最养人”；房间里没有贵重摆设，四处堆着书，最宝贝的是那柄带小灯的放大镜——左眼失明后，他就靠这柄放大镜看书，有时看累了，便坐在窗边听新闻，听到有意思的内容，还会让女儿记下来。在今年的天府书展上，他坐着轮椅出席《火铸文心：王火传》发布会，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当时面对读者的签名请求，他一一应允，签字时手有些抖，却仍一笔一画写得认真：“能和年轻人聊聊书，是件开心事。”

王火走得很安详。他生前曾特意叮嘱女儿：“我累了，我要走了。我最讨厌哀乐，我要是走了，就放一首《沂蒙山小调》给我听。”去世前几天，他跟女儿说“想吃碗粥”，而留下的遗言很简单：“我就悄悄地走，别麻烦别人。”

摘编自传记文学、新京报、文艺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