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世纪人生

王琪森

如果把人的生命长度比作一项成就的话，那么，母亲以百岁之寿安然辞世、驾鹤西去，也算是期颐之福、功德圆满了。

在送别母亲的追悼会上，我撰写了一副挽联：“世纪人生，经风沐雨，相夫教子尽慈爱；百岁归山，知书达理，福佑儿孙传德才。”母亲出生于民国，受过新式教育。她具有民国女子的那种开明、温婉和睿智。而后她又长期与共和国一路同行，带有新中国女子的觉悟、认知和希望。当年，她是里弄扫盲班的老师，帮助姐妹们学习文化，告别愚昧。而后，她又成了街道的故事员，宣讲移风易俗的社会新气象。在母亲身上，有一种很自觉的公民意识，就是融入社会，关爱人生，承担责任。即使在她九十多岁后，依然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收听新闻，分享改革开放的喜人成就。尽管她仅是一名家庭妇女，但她一生却充满了正能量。

在漫长的岁月中，相夫教子是一个严峻的课题，相守相伴的是艰辛与苦涩，但母亲做到了相当可贵的两点：一是从未与父亲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母亲出身于一个实业家的家庭，自小家境优越，无银白之忧。但自下嫁父亲后，由于父亲开店经营不善，时常亏本，母亲从无怨言，而是到娘家亲戚处举债相助。解放后，由于父亲的资本家身份，又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母亲总是给父亲以安慰劝解，相濡以沫。特别是在父亲被“审查”时，是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了整个家。二是母亲对我们四个子女从未骂过一句，打过一次，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家庭文明的氛围。在我们读书时，她检查我们作业，辅导难题，对我们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后来哥哥、姐姐有的在外地工作，有的上山下乡，她自己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食品、生活用品寄给儿女。我最难忘的是她时常在深夜还一个人伏在桌上，给哥哥、姐姐写信叮嘱，终于使我们能健康地成长。如今是四世同堂，儿孙中也出了些人才。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母亲很喜欢的两句诗，也可能是她的精神坐标。作为世纪风云的同龄人，母亲实际上活得并不轻松，但她却内心坦荡，过得很阳光。即使在最困难无奈的时候，也未见她悲观失望，从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环境。母亲的这种人生观，可能和她喜好文学艺术有关，她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文艺范的女子。她曾经是好莱坞格里高利·派克和英格丽·褒曼的粉丝，也很欣赏海派明星赵丹与周璇的演技，从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雷特》等，她都十分熟悉，还时常在生活中引用，如她用“生存还是毁灭”来鼓励父亲不要失去生活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我将自己的一张书法习作去请书法家任政先生指导，任先生望着最后一行字说：“这几个字是谁写的？”“是我妈妈写的，她见这里空着，就随手写了几个。”我回答道。只见任先生瞪大着眼说：“喔哟，侬姆妈书法很有功力，一笔正宗的颜字。”母亲实际上是我书法、文学上的第一个老师。由于我最小，在家的时间也最长，因此，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减至一半，因我要买一套马恩选集及马恩论艺术，母亲拿出了仅有的五元钱。后来在八十年代初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发表了散文《妈妈给我买书钱》，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播出了配乐朗诵，我亦收到了不少听众来信，那带着母亲体温的五元钱，温暖了我的一生，铺垫或引导了诗和远方。

如今，母亲去天国和父亲相会了，在那里尽情享受阳光灿烂，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