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之名加剧不自由

蒙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蒙克

作为最早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拉美国家，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度成效显著。但最近，这个被西方视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好学生，其首都圣地亚哥陷入暴乱，并持续发酵。

究竟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为什么能“红极一时”？为什么曾将西方国家拖离滞胀泥潭的它不是“万灵药”？本版编辑特请专家详细解读。

1 经济理论面貌下政治目的明显

问：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纵观历史，放眼全球，有哪些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

答：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范式和实践模式，也是政策主张和政治手段，更是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其主张可用“三个三”概括：以“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具体来说：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主要继承与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思想。但它走向了一个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社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都会降低生产率，损害经济利益。二是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三是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造成效率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支持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不仅鼓吹经济全球化，还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是以经济理论面貌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但不要被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需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具有较明显的政治倾向与政治目标。本质上，它是英美等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的智力纲领，与此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用来论证和支持国际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

历史上，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执政后，实施并在西欧掀起上世纪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自由化改革；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出笼，美国迫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接受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剧变后，俄罗斯和原苏东地区一些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全面执行的“休克疗法”；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改革；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埃及等非洲国家为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被迫接受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政策措施都属于新自由主义范畴。

2 一度被冠以“万应灵丹”的美名

问：从崭露头角，到逐渐渗透至西方发达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会有市场，它的吸引力何在？

答：“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很快在世界各国蔓延开来，主要是因为它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是凯恩斯主义失灵后的“短期救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这给了新自由主义“出风头”的机会。通过减税、赤字财政等政策应对经济停滞，靠紧缩的货币供给政策应对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时期内抑制了物价上涨，使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令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经济滞胀的梦魇。由此，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其次，它与全球化进程的“效率追求”“不谋而合”。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全球政治经济竞争加剧,令发展速度成为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效率问题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正是效率至上、竞争力至上。于是，看起来能够解决发展速度问题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找到“施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也为资本的国际化和自由化流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使资本流动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反过来又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三，它也是英美实现扩张的“渗透诱饵”。一方面，由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与辐射力，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有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单极地位，并将其成功归功于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充分实践，新自由主义借机大行其道。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推行确实在部分国家解决了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因它一度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的美名。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甘于仅仅成为英美等少数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想成为全球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为达到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英美大肆鼓吹，并利用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制度地位，以相应优惠政策作为诱惑，借由全球化加速的契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举措。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那些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庞大、政府债台高筑、贸易赤字巨大，且经济一时陷入困境，希望尽快摆脱困局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具有较大的诱惑力。

3 发展应当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

问：智利一度从新自由主义中获益，但如今“样板间”崩溃，问题出在哪里？

答：自由化全球贸易的扩大使千百万人收入得以提高；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向发展中经济体转让技术和知识；私有化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有效率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并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确实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影响有利的一面。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它的弊端：从更广的范围考察，新自由主义促进增长的好处似乎相当难以确定；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衡和分配不公；而不平等反过来又损害了增长的水平和可持续性。

新自由主义曾经将西方国家带出了经济滞胀的困境，但它并不是一个普世的模版，智利就是个例子。“样板间”智利的崩溃，是由于其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源在于其不加判断、全盘实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这种不加辨别的借鉴放大了“自由调节的危险性、群体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对称性”。智利国家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其结果是无限放大了市场失灵的风险；当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在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往往会滋生从众心理和恐慌心理，导致群体理性的严重丧失；缺乏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体制机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克服内外部经济危机能力弱，全球化扩散机制使得危机蔓延更快、破坏性更强，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冲突。

智利的教训说明，发展中国家若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照单全收，很可能会遭受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全球化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融入全球化，并借由全球化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措施必定不能是同质的。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发展并受益的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恰恰都是并未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全部主张的国家。确实，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符合自身的逻辑，须在自己历史的延长线上前进。发展不是断裂，而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如果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无异于饮鸩止渴。未来，最成功的经济一定不是那些力图将西方自由市场移栽到本土的经济体，而更可能是现代经济制度牢牢植根于本地政治和文化土壤的国家。

4 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该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

答：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充满内在矛盾的思想与政策体系，其矛盾性集中体现在以自由之名的举措反而会导致更大程度的不自由。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严重伤害了西方国家劳动阶层的切身利益。全面市场化引导大量资金投入能够迅速获利的虚拟经济之中，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海外，造成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衰落。另一方面，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国际机构在制定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时，通常都以有利于扩张西方国家经济霸权为出发点，在客观上导致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不平等。西方国家垄断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参与国际化生产，“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动荡不安、冲突频仍、恐怖主义泛滥之中，成为被经济全球化遗忘的角落或“梗阻地带”。

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当前国际社会一大热点现象，以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边境俢墙、控制移民，以及欧洲大陆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爆发为标志。“逆全球化”背后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失衡诱发的深刻危机。

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目标追求与西方在逆全球化进程中盛行的狭隘经济民族主义相反。它构建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大局，顺应时势以及全球化的客观发展大势，致力于“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能够也应该根据国情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和模式。自己定夺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可以在不断探索与尝试中积累经验，最大限度调动发展的潜能和积极性。而多种模式、多种道路并存，则构成国家间相互分享发展经验、相互创造和提供发展机遇的重要前提，全球化自然会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将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复杂性转化为共同发展活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