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冶炼厂拣出 从古玩店淘回

主讲人周亚 记者 李永生 摄

在上海博物馆，最引以为豪、藏品最为丰富的青铜、陶瓷、书法、绘画四大展馆中，青铜器馆堪称为首，这些历时数千年的重器，多数来源于市场或者藏家。那么，青铜器在已经远离其出土背景的情况下，如何断代、定名、辨伪？昨晚的上博讲坛第二期，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在上海博物馆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与鉴定工作的专家周亚透露，馆藏中有一些珍贵的青铜器甚至是从冶炼厂的废铜中拣回来的。

拣出来的宝贝

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的门口第一个展示柜里，展示的公元前18世纪-公元前16世纪乳钉纹管流爵（见主图），就是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出。“刚看到的时候爵的三足都掉了，只能后来再配。征集来之后，经过专家分析，这是一件早期的青铜器，很可能是商代的产物。但是，直到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第三期遗址中出土了类似的爵，发现裙边上镂空与乳钉纹管流爵上的相同，另外在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陶管流爵，器形与上博的这件管流爵相似，彼此相证，乳钉纹管流爵的年代才被确定为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之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早于商代。”周亚说，年代和文化属性的确定，使这件从冶炼厂拣来的管流爵的文物价值得到了体现，它被认识到是现存为数不多的中国早期青铜容器和礼器之一，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及二里头时期中国的青铜工艺都具有很重要的文物价值。

在中国博物馆界，以往多采用传统金石学的方法对馆藏青铜器作研究，即偏重于青铜器铭文或器形的著录与考证，缺乏对青铜器器类、器形、纹饰及铸造技术的研究。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发掘出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文化遗物，在经过考古学家运用科学、严谨的地层学和类形学方法对这些考古资料作了研究后，就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科学依据。所以现在运用考古资料作馆藏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博物馆界的普遍方法。

淘回来的宝贝

上海博物馆馆藏中有两件位列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一级文物清单，其中之一就是晋侯蘇编钟（见上图）。其钟身上的铭文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晋侯蘇编钟是第一件出现“晋侯”两字的西周青铜器，周亚详细地讲了这件青铜器入藏的故事和最终的辨伪。晋侯蘇编钟入藏得益于上博老馆长马承源的慧眼。1992年马馆长经人介绍，从香港古玩市场征集回来14件编钟，每个钟上都凿刻有铭文。这在当时引起了业内的质疑，认为铭文是后人伪刻的，因为彼时出土的几万件殷周青铜器大多是将铭文先刻在陶范上，与花纹一同浇铸在青铜器上万件文物，无一例外。而买下的这组钟，铭文明显是刻在钟面上的，殷周时期，哪里有比青铜更硬的金属呢？但是，字口上有着一层厚厚的氧化锈，这却是仿制者做不出来的。不久，山西曲沃正在发掘晋侯墓地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专家邹衡表示，在清理被盗掘的8号墓时出土了两个编钟，两个钟上也有凿刻的铭文，上面写着“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而上博买回的钟，经过清洗去锈，内壁的铭文显露出来，上面有着“晋侯”二字，同时按照顺序排下来，最后一个字便是“万”，与晋侯墓地出土的两只钟连起来，就有了“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这是西周时期常见的关于赞美先祖，祈求平安的文字。也就是凭着这两个编钟，再也没有人质疑了这套编钟铭文的真伪了。“16只钟会分隔两地，是因为当时盗墓分子趁考古队因老百姓秋收而中断挖掘的空档，将墓里的14只钟盗走并偷运到了香港。”

宝贝互相印证

考古资料对馆藏青铜器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馆藏青铜器有时也可以为考古资料提供参考和补充。周亚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遭到严重的盗掘，有些墓几乎被盗掘一空，几乎就是一个空墓，多处盗洞，对后期考古工作者识别墓主和其性质带来很多的困难。比如晋侯墓地的M1和M2，都被严重盗掘，只剩下一些残铜碎片，谁的墓，等级如何？从葬制分析，是诸侯墓。好在当时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来一些晋侯青铜器，包括有几件晋侯對盨。其中一对晋侯對盨的盖钮和晋侯墓地M2残存的一个青铜盖钮形制、纹饰完全相同，考古工作者据此判断这對盨是从M2被盗的。上海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件晋侯對盨，其铭文和纹饰与M1遗存的一块残铜片上的铭文和纹饰相吻合，考古工作者据此判断这件盨是从M1被盗的。由此，这两座被盗一空的墓主身份可以被确定，考古工作者判断M1和M2属于一组晋釐侯夫妻墓。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