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严重冲击全球经济 多边体制正处于崩塌边缘

特朗普挑起贸易战让美国农民承受重大损失

特朗普到处挥舞关税“大棒”，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世贸组织宣布上诉机构停摆 本版图片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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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全面开打贸易战以及在多边组织中纷纷退群、另立炉灶，给2019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展望2020年，世界经济的下行压力没有消除，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会轻易放下，但全球反对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的声音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通过推动数字化工业战略，争取重塑全球制造业领导者地位。

衰退风险仍未消除 数字经济是“双刃剑”

2019年世界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特朗普四处挑起贸易战和英国“脱欧”成为最重要的两大负面因素。随着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及英国国会下议院表决通过“脱欧”法案，两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持续溢出效应缓解，给2020年世界经济带来利好。

增速有望小幅上升

全球主要经济组织以及多数研究机构此前对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普遍给出减速预测，但对2020年经济增速则给予了小幅上升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0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是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IMF认为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在于贸易壁垒不断增加，贸易受地缘政治影响更深以及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缓慢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因素。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小幅上升至3.4%，但是相较4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2%。高盛研究部2019年11月20日发布数据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2020年提高至3.4%，其中发达国家的增速2020年和2019年持平，为1.7%，新兴市场国家2020年增速将从2019年的4.2%上升为4.8%。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2019年和2020年的增速将保持在2.3%，主要得益于房地产市场恢复活跃和消费支出依然强劲。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并没消除。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受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影响，贸易低迷、财政赤字、失业率、人口老龄化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带来的挑战依然是影响世界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竞争和结构性矛盾很难在短期内消除。第三，发达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效用有限，负利率政策的负面影响显现，金融风险正在累积。第四，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压力。最后，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和对世界经济的长期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受气候影响较大的小岛屿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压力明显加大。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历史经验显示，每次经济出现严重下行的时候，也是技术创新最密集的时候。5G和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带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间产业竞争的核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数字经济视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相关基础设施和研发领域的投入持续增加。以二十国集团（G20）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都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在助力传统工业国重获竞争力，美国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传统西方工业国正通过推动数字化工业战略，争取重塑全球制造业领导者地位。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凭借市场和劳动力两大优势，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发展迅猛，规模不容小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0.9%，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34.8%，就业岗位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2019年11月发布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显示，中国正致力于加快经济数字化转型，重点推动“四个新”：一是激活新要素，探索数据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机制。二是培育新动能，着力壮大数字经济生产力，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三是探索新治理，构建数字经济新型生产关系。四是建设新设施，不断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发展鸿沟正在扩大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发展不平衡。数据流量激增反映了互联网使用人数的增加，区块链、数据分析、人工智能、3D打印、物联网、自动化、机器人和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一个全新的“数据价值链”已经发展起来。但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过程中被远远甩在后面，发展鸿沟越来越难逾越。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全球数字财富高度集中于这两国的商业平台。中美商业平台占区块链技术所有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市值的90%。报告表示，如果数字经济沿当前趋势继续发展，中美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报告强调，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才能在区域和国际层面有效解决数字经济中的竞争、税收、跨境数据流、知识产权、就业等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海冰

四处出击挥舞大棒美给世界带了坏头

2019年世界经济领域最引人关注的事件当属特朗普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尽管中美在年底前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冲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担忧。

肆意妄为“大棒”各地乱飞

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开始了建立在重商主义加民粹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重构。他首先退出奥巴马政府试图制定新规则来重建美国竞争优势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随后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按照美国的利益诉求重新谈判和签订《美墨加协定》，接着就对向美出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实施高关税保护，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以及日本、韩国、中国都在打击之列。此后，针对中国的“特别301条款”调查及后来启动的高关税保护措施不断升级，因为涉及的金额史无前例、牵涉的利益方广泛，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严重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019年底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并非特朗普对全球开打贸易战的“终战”协定。特朗普对欧盟的75亿输美商品实施了高关税的报复，并暗示对欧盟更多出口商品施加高关税正在酝酿之中，欧盟则明确表示不会轻易让步，德法等国家也用强硬态度回应。2020年将可能出现美欧贸易战升级的局面。

美国政府还在酝酿对其他贸易伙伴实施“制裁”措施，美国已经取消了印度的太阳能组件普惠制待遇，对在印度组装出口到美国的组件征收30%的关税，对印度钢铁出口也征收了高关税。印度则对82种美国商品开征高关税予以报复。2019年12月2日，特朗普取消了对巴西和阿根廷的钢铝高关税豁免，重新实施高关税……可以预见，2020年美国的贸易保护大棒还会在世界多个角落乱飞。

强权思维损害贸易体系

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理由就是声称贸易伙伴占了美国的便宜，主要表现就是对美国有顺差，因此他要寻求“对等”的贸易利益。他把自己经营企业狭义的“买方市场”原则运用到比较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现实中也对美国和贸易伙伴不利，只会造成“双输”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获得特朗普想要的“美国利益”。

如果特朗普政府看到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不可持续，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刺激出口、放松出口管制以及抑制过度消费，最不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单方面征收高关税开打贸易战，因为这不仅损害出口方的利益，还直接损害了美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和福利。更多的悲观预期则认为，贸易战将会把美国拖入新一轮经济衰退的泥潭。

特朗普启动单方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损害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对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制度造成了重大的冲击。根据WTO的规则，成员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可以提出与对方磋商，如果一方觉得磋商难以达到目的，可以诉讼至WTO，由争端解决机制来仲裁。经过专家小组仲裁，败诉的一方还可以上诉到上诉法院进行最终裁决。如果败诉一方仍不愿意接受裁决结果，不改变贸易措施或者贸易行为，获胜的一方才可以合法地采取高关税或者其他限制性和报复性措施。

现在美国政府不顾WTO成员之间合理合法的争端解决途径，仅仅根据美国的国内法就实施惩罚性制裁措施，完全是强权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以WTO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这与美国否决WTO上诉法院法官的遴选，让WTO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的性质异曲同工。全球都对特朗普破坏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行为表示反对和担忧，被美国单方面高关税保护措施侵害的国家纷纷采取了回击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战是美国挑起的一场进攻，中国和其他国家被迫应战。

选举政治裹挟贸易政策

202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根据以往的经验，美国经济的好坏对大选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经济目前处在下行的趋势中，促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缓和贸易战来抚慰市场的担忧情绪，也可以稳固选举基本盘。

但是另一方面，面对民主党批评特朗普政府软弱，没能获得真正贸易利益的局面，特朗普又不得不继续保持强硬立场，在谈判中不会轻易妥协让步，甚至试图进一步极限施压迫使对手让步，以显示只有他能够维护美国的利益。

2020年美国大选两党政治的角斗，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裹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变得更加工具化，缺乏理性和逻辑。有一点是基本上肯定的，就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会进一步加剧而不是缓解，尽管美国经济下行在客观上需要美国改变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为了选举政治的需要，拿贸易伙伴作为经济下行的靶子，用保护主义的政策来吸引眼球和支持率依然是大概率事件。而是否会与贸易伙伴达成妥协，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政府从大选角度出发进行的评估，这也是世界各国担忧的主要原因之一。

保护主义恐在全球蔓延

美国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者和领导者，现在却带头破坏自己牵头建立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一方面，美国的高关税措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反制，使全球关税水平上升。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保护主义措施，一些国家另辟蹊径，对美国互联网巨头开征数字税，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已出台了征收计划，更多国家则在观望酝酿中。

美国迅速对法国开征数字税进行回应，宣布计划对法国24亿美元的商品报复性征收100%的关税。美国的企图很明显，就是不让各国跟进对美国互联网巨头征税。但是美国已经率先打开了高关税保护主义的“魔盒”，高关税和其他针对跨境交易的税收等变相的保护主义在全球蔓延可能无法避免。

2019年7月，因为二战历史遗留问题分歧巨大，日本开始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种半导体和面板原材料。随后两国贸易战不断升级，双方互相将对方“踢出”贸易优惠白名单。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加强国际合作，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不少国家为了稳定外部市场环境，加快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进程，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仍然坚持自由贸易的愿望。只是这种区域和双边的自由贸易安排，对于区域外的国家仍然存在保护主义的效应，与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相比，属于“次优”选择。因此，中国希望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合作，捍卫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而不是以保护主义措施为武器，来达成“对等”的自由贸易，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正是基于这个愿望，中国在2019年不断通过实际行动主动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召开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让更多的国家更便捷地向中国出口。这一系列做法赢得了世界的赞许。中国努力与欧盟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二十国集团（G20）和WTO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平台加强合作，明确反对保护主义蔓延，积极维护WTO的机制和作用，拯救和维护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

展望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会放下，贸易争端仍然会频繁爆发。但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贸易投资相互依存，已经到了无法轻易“脱钩”的地步，经历动荡和调整之后，理性的国际合作和维护多边自由贸易投资体制的声音仍然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徐明棋

中俄合作互利共赢 能源动脉深度融通

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是中俄合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重大发展的关键一年。双方一致决定，继续将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面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体现出了强劲能量和巨大影响力。

两国政府文件里出现了“对接”、“新时代”、“内生动力”等对这一组双边关系的最新表述词。这意味着，中俄政治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发挥大国潜能，坚持责任道义，大力推进两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领域的战略协作。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取得扎实的进步。第一，2019年中国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俄罗斯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告，2019年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1100亿美元。双边贸易结构得以优化。比如，中方自俄罗斯进口农产品同比增长了12.4%、对俄罗斯出口汽车增长了66.4%。目前，双方正在编制《至2024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确保落实中俄元首达成的在202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的共识。

第二，对俄战略性大项目和地区合作得到推进。中俄两国元首亲自为东线天然气管道通气隆重揭幕，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这一历史性时刻，认为落实这一项目意义重大，赞扬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俄中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是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典范。中方企业成功参股“北极液化气-2”项目；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经多年努力后相继建成合龙；在核能、航空、航天、卫星导航、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也在顺利推进；目前，中国稳居俄罗斯远东地区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地位。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被誉为“中俄合作的世纪工程”。这条绵延数千公里的能源大动脉是中国东北方向首条陆上天然气跨境战略通道，输送的天然气可供应中国东北、环渤海和长三角等多个地区，是中俄优势互补、共谋振兴的一个重大成果。

该管道的建设投产惠及中俄双方。一方面，它让中国的天然气供应更加多元、稳定，有利于中国沿线地区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缓解大气污染，迎来更多蓝天；另一方面，它助推俄罗斯能源出口“东进”，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加速基建、创造就业提供了宝贵机遇，彰显互利共赢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核心关键词。

该管道的投产通气既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合作起点。如今，经过中俄高层多次会晤，双方已商定在油气、电力、煤炭、核电、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实现上中下游全方位一体化合作。

第三，2020-2021年是两国元首确定的“中俄科技创新年”，目前俄罗斯政府和企业正为自2020年起与华为等中方伙伴合作部署5G系统积极探讨和筹措。同时，双方正在组建联合科技创新基金，派遣更多的留学人员，科研机构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交流。

华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研究中心主任 冯绍雷

多边体制遭遇挑战 中国积极贡献智慧

回顾2019年，全球多边主义体制面临多重威胁，正处于崩塌边缘。

美国成为最大破坏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持续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等10多个国际组织或条约。美国对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多边体制态度发生根本性逆转，成为最大的破坏力来源。

2019年12月10日，由于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全球贸易上诉机构在运行25年之后停摆。WTO上诉机构常设7位法官，两年来由于美国在上诉机构法官纳新、连任程序方面的阻挠，从2018年1月起，上诉机构仅剩3位法官，其中来自美国的格雷厄姆和来自印度的巴提亚的任期均已于12月10日到期，而中国籍法官赵宏的任期将在2020年11月结束。争端解决系统作为WTO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世界贸易组织有别于其他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根本特征。有牙齿的组织就这样被美国打掉“门牙”，“美国优先”成为美国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堂而皇之理由，是霸权主义重击全球多边主义的典型案例。

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第15轮份额总检查在份额增加方面缺乏进展，承诺在第16轮份额总检查中会再次审视份额的充足性，并继续推进IMF治理改革，包括以一个新的份额公式作为指引，IMF承诺第16轮份额总检查将从2020年延长到不晚于2023年12月15日结束。对此，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峰会发表宣言，对IMF未能调整成员国份额深感失望，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包括支持保护最贫困成员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IMF定期进行份额总检查，份额的任何变化必须经85%的总投票权批准。2010年12月，IMF完成第14轮份额总检查，并将超过6%的份额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项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由于美国不配合，拖延到2016年1月才生效。

全球治理呼唤“新多边”

全球多边治理体系面临多重威胁。在全球层面，反全球化浪潮从未停歇，全球性问题增多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多边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在地区层面，受地缘政治安全因素影响，局部不稳定和冲突问题依然存在，风险还在累积，对全球层面的治理协调和区域治理的有效性带来挑战和威胁；在国家层面，发展不平衡问题导致的冲突，加剧了街头暴力的蔓延和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智利突然爆发的抗议游行甚至迫使政府取消201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如何维系全球多边体制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

对于全球多边体制面临的危机，已于9月12日卸任IMF总裁的拉加德曾多次在演讲中呼吁“新的多边主义”，强调新多边主义必须更加注重人，必须具有包容性，更负责任和更加透明。

对于如何构建新多边主义体制，欧盟提出了“有效多边主义”，俄罗斯提出了“基于国际法的多边主义”，中国则主张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不断改革完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二十国集团（G20）则提出了“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与传统多边主义相比，新多边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主体的多元化。传统多边主义的治理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主，发达国家特别是大国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多边主义更多纳入了非国家主体，比如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并且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和影响力稳步提升。第二，治理理念的平等化。传统多边主义的治理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新多边主义则越来越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平等化治理，市民社会对治理的直接参与和影响度在不断上升。第三，治理方案的系统化。顺应全球性问题增多以及彼此之间的复杂关联，比如气候问题与发展问题、移民问题等的关联，要求治理方案的系统化，而不是碎片化的治理解决方案。

中国成为重要建设者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是支持多边治理体制的积极贡献者，“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新多边主义的一种代表性方案。从参与主体看，“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不仅体现在参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多，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且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对于一带一路的参与度也在持续深化。从治理理念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平等化治理的最好体现。从治理方案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这五个方面系统考虑解决和应对发展的瓶颈问题。

中国用自身的行动和切实的方案为维护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做出贡献。中国方案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在人，着眼于未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将全球各国的利益和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不断更新的多边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海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