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国对土耳其“百般攻心”

德土1941年6月18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土耳其女大学生去看德国电影

地处欧亚之间的土耳其具有重要地缘价值，一直是大国竞相角逐的焦点。二战期间，轴心国和同盟国就围绕土耳其展开宣传战，力图将其拉走，纳粹德国下的“本钱”最多，宣传煽动“无孔不入”，尽管德国未能如愿，但宣传招数却为别的大国吸收，至今仍用到土耳其身上。

《信号》暗算《立面》

德国有三个部门负责对土宣传，即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戈培尔的宣传部及罗森堡的纳粹党对外政策部，国防军宣传处和军事情报局（阿勃韦尔）也负有“特定信息对抗任务”。而作为对土宣传战的直接负责人，德国驻土大使冯·巴本利用自身影响力巩固土耳其商界的亲德势力，还从土军里找到同路人。

1943年，德国驻土大使馆新闻专员开始统一协调宣传战，安排大使馆所在的安卡拉和总领馆所在的伊斯坦布尔的德国记者开展工作。也是在这一年，经土政府同意，德国通讯社获准在该国运行，德国外交部下属的洲际新闻社也与土耳其阿纳格通讯社交换内容。

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完全被德国文化产品包围，他们整天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德国技术先进，德军战无不胜，只有德国尊重和崇拜土耳其的历史，两国是天然伙伴。总之，土耳其除了与德国结盟，没有别的出路。耐人寻味的是，直到今天，美国也在用类似手段影响土耳其人。

充斥土耳其的德国宣传品里，最常见的是德国宣传部与国防军合办的《信号》画报，德军各战区为其提供最新摄影照片，宣传部为其写图注，暗中将意识形态注入其中，让人难以分辨。当年，《信号》在土耳其市场上的劲敌是英国《立面》画报，两者的任务都是让读者相信有许多国家站在自己一边作战，呼吁土耳其人以志愿身份参加自己的军队。《立面》早在战前便扎根土耳其，实现采编本土化，并用突厥语出版。为了撵走对手，德国宣传部使出阴招，故意印出突厥语版《信号》并运到土耳其，按照该国中立法律，这是要没收的，德国人趁机发难，要求“一视同仁”，《立面》也必须停刊。无奈之下，《立面》只能改出英语和法语版，但因为多数土耳其人不懂，这本杂志的命运可想而知。反观《信号》，得益于19世纪下半叶德语在土耳其普及，一路畅行无阻，并且在内容编排上夹杂大量一战时期德土军人合影，宣扬两国过去的“友谊”。

制造“纸张饥饿”

那个年代，报纸是最重要的公共媒介。1941年，伊斯坦布尔有两家获德资赞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报纸，鼓吹追随德国侵苏，“收复被俄国夺取的黑海北岸”。当时，土耳其读者对国外缺乏了解，主要靠外国通讯社提供国际新闻，特别是土耳其报纸几乎不加甄别地采用德国通讯社提供的素材，给了德国人“掺假”的机会，他们经常提供耸人听闻的东西，还歪曲新闻事件。德通社更把触角伸向土耳其出版管理部门，保证这些管理机构“过滤”掉对德国不利的报道。为了进一步渗透土耳其新闻队伍，德国露骨地贿赂采编人员。土报纸主编月薪通常只有85美元，德国大使馆新闻专员肯给55-100美元的“润笔”，只要对方肯将亲同盟国的文章换成亲轴心国的。

德国控制土耳其媒体的另一招更损，那就是控制纸张供应。1941-1944年，对死心塌地亲德的土耳其出版物，德国帮助其建立一年甚至两年的纸张储备，可卖给亲苏媒体的却是被污损弄脏的纸张，相当一部分没法用。德国还让拜仁公司、德发电影厂、西门子公司等企业到受控制的土媒登广告，变相资助。

德国手下的仆从国，也被动员起来对土宣传。凡是柏林希望“间接传递”的信息，往往通过罗马尼亚听众通讯社提供给土耳其报刊。为了试探土耳其舆论，德国还利用傀儡维希法国政府的《伊斯坦布尔报》发表社论，宣扬土耳其必须跟随德国，“才能确保黑海海峡不被苏联占领”。德国还积极做土耳其记者的工作，定期用专列沿着柏林-华沙-布加勒斯特-文尼察-别尔季切夫一线运送土耳其记者和外交官，炫耀“赫赫武功”。借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领土，德国就近对土耳其展开短波广播，每天有七档新闻和音乐节目轮番播出，通过反馈得知，土耳其人对音乐节目颇为接受，但对新闻的信任度乏善可陈，而且听众大多是一战中与德军并肩作战或去德国留学的土耳其军官。

正是这些措施，令土耳其始终有“仇苏仇共”的情绪，也导致二战一结束，土耳其就投入美国怀抱，甘当反苏“马前卒”。 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