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背后的“眼睛”只看到妈妈最后一面

科室刚刚开好紧急的电话会议，邵文琦就接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来的电话。“妈快不行了。”强忍眼泪，飞奔到母亲的病床前，他见到了母亲最后一面。而此刻脑海中回想起母亲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我没关系，你快去上班吧！”

36岁的邵文琦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团委副书记、检验科主管技师。血液、尿液、粪便……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检验科就是与这些打着交道，殊不知临床诊断与治疗决策所需信息约70%源自临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检验科技师就是临床医生的“眼睛”，帮助临床医生看“透”疾病表象，协助他们找到真正的病因。

这些天，随着发热门诊人数的增多，检验科的工作量也激增。发热门诊的病人几乎每个都要做标本采集，最常见的就是血常规。收集一批患者血样后，进行样本检测分析，最后得出结果。一旦发现特殊情况，邵文琦要第一时间联系开具检验医嘱的临床医生，告知病人检验结果，以免误诊和漏诊。

目前，针对病毒感染的血象，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再结合CT影像和流行病学史，可以辅助判断是否为疑似病例。针对疑似病例，疾控将对疑似病例进行病毒核酸检测，最终“宣判”结果。邵文琦说，大家总以为辅助科室躲在背后很安全，其实一样有风险。“我们要面对面接触病人，采集血液标本，潜在的气溶胶可能会造成自身的感染，因此对疑似的病人样本要给予更高的重视，对处理后样本、废弃物及环境执行更为严格、频繁的消毒灭菌处理。整个工作期间，为了减少防护服、口罩等的频繁更换，我们就尽量不喝水，不上厕所，保证能够穿上七八个小时。”

早在1月9日，科室领导就召集科里所有党员、团员、科室骨干开会动员，“武汉出现了疫情，随着春运的来临，病情可能会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上海也要全力应对，所有人取消休假，随时待命。”

那段日子，邵文琦的母亲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去年末查出胃癌肝脏多发转移，已处于晚期，为了让母亲所剩不多的日子过得稍微安心点，邵文琦联系了离家稍近的社区医院安宁病房。科里的工作量每天只增不减，作为科室的骨干力量，他也不好意思请假。“想熬过这段时间再多陪陪母亲，哪知事与愿违……”

处理好母亲的后事，邵文琦又迅速奔赴岗位。他说，自己对母亲是亏欠的，但是大家家里都有困难，全国疫情当前，所有临床科室都投入战斗，检验科不能置身事外。永不停息的机器运转声、骤然作响的电话铃声、病人焦躁急迫的询问声，都让检验科技师的神经高度紧张。面对激增的标本量，要在限定的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不能有一丝差错，并非容易的事。

邵文琦的妻子是浦东新区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最近也同样忙得昏天黑地。春节以来，这对夫妻见面的时间少之又少，因为太忙，晚上回家都累得不想说话。穿上防护服，打电话发消息都不方便，两人在工作时间几乎不联系。在邵文琦的微信里，和妻子的交流都是简短的对话。“去了吗？”“结束再联系！”两人都知道，更多的话，只能留到疫情控制住再说了。 本报记者 左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