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争平
亲婆是我老家对祖母的称谓。我的亲婆叫杨秀兰,去世已近40年了,但她留给我的记忆始终不能忘却。
我的祖上世代贫穷。为了改变命运,祖父早年参加革命,投奔了红十四军。我的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年轻的父亲在祖父的影响下投身抗战。当时,我的家乡是敌占区。可以想见,处于敌占区的一个家庭走出了两个革命者,留守在家的亲婆需要有何等的坚毅和勇气才能度过这漫漫的恐怖岁月。亲婆虽然没文化、不认字,但她明事理、辨是非,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走的是一条让穷苦百姓翻身解放的路,因而勇敢地承担起了风险,独自支撑起了一个贫苦家庭的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我祖父和父亲是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负责人,他们的画像被挂在日伪军的据点里,是敌人抓捕的对象。敌人多次突然袭击亲婆家,威胁亲婆交人。亲婆明知我祖父和父亲的行踪,但她从不透露,以一个农村妇女的机智应对了敌人一次次的搜查盘问。
解放战争时期,组织上考虑到亲婆家离周边敌人的几个据点距离远,宅上住的6户贫苦人家可以信赖;环宅有一条约20米宽的宅沟,只要把宅沟的小木桥拔掉,外人不易进入,便决定把党的秘密联络点放在亲婆家。每次联络点开会,亲婆就带着几个儿女在村里的桥头、路口、坝上放哨,一有动静马上报告。一次,一个地下党员遭到敌人追击。那位同志情急之中来到亲婆家的宅院躲避,亲婆见状马上把这位同志拉进屋,给他换了一件布衫,又让他把双手在水缸里浸湿后抓了一把灶灰抹在脸和身上,然后叫他坐到灶膛前烧火。敌人冲进宅院后,问亲婆有没有看到有人进来,亲婆沉着地回答说没有。敌人又问坐在灶膛前的是什么人,亲婆回答说是自己的儿子。敌人信以为真走了,使得这位同志化险为夷。战争年代,亲婆先后掩护过我方8名游击队战士和2名干部。亲婆的事迹被镌刻在了她的墓碑上。
我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亲婆的故事,因而在我童年的心里,亲婆是最了不起的。那时学校放寒暑假,我总喜欢到乡下的亲婆家住。亲婆很坚强。我的祖父因在战争年代积劳成疾,解放后不久便去世了。当时家里的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还未成年。亲婆一个人既要种“土改”后分得的六亩庄稼地,又要拉扯四个孩子,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亲婆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组织伸手,含辛茹苦支撑起了这个家,还想方设法把几个孩子送去读了书。我记事时,亲婆才60开外年纪,但头发已全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背驼得很深。亲婆很善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家里的日子也很困难,但亲婆经常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乡邻。每到过年,亲婆都要给附近几个烈士的亲属送去家里蒸的馒头。一次,村里一个张姓的青年因家里揭不开锅实在饿,便偷掰了邻居田里的青玉米棒,不料被邻居发现后把那个青年捆绑了起来。亲婆知道后,就向那位邻居说情为这个青年松了绑,同时又从自己田里掰了一篮青玉米棒送给了这个青年。亲婆很节俭。在我记忆中,亲婆除了一件过年时才穿的半新的藏青色斜襟布衫外,其余的衣服都是补丁打补丁。当年亲婆家没通电,那盏煤油灯不到天全黑她是舍不得点的。亲婆养了几只羊和几只鸡,但她从舍不得吃,鸡蛋满篮了、羊养肥了便拿到附近镇上换钱,供小叔和小姑读书。对我,亲婆什么都舍得。当年城里机关食堂都吃粗粮,但在亲婆家我有米饭吃。记得那时家里人吃的粗粮粥煮好后,亲婆会用一个瓦罐在未燃尽的柴火中为我烘一罐米饭。逢上春节,亲婆还会从镇上给我买一包糖枣。亲婆话不多,她嘱咐我最多的就是好好念书。亲婆家的两间瓦房是新中国成立后分得的。她对我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住瓦房了,将来共产主义了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要用功念书,长大后做个有用的人。亲婆的话是我当年读书的重要动力。我调南京工作前的那个冬天,专程回乡下看望亲婆。亲婆对我说:“省城我还没去过呢,到了那里你要好好工作。”我答应亲婆以后一定接她到省城看看,谁知不久她因病走了。没能接亲婆去省城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亲婆虽已远去,但她留下的坚毅、善良、勤俭的品质,永远是我褪不去的生命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