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塞麦尔维斯致敬

吴健

几个月来，坊间围绕新冠肺炎有过不少段子，较流行的一个是“专治不服”：先是说哪些国家的人不易得，接着是什么人群不易得，后变成“什么体质的人得病后不怕，最终将产生抗体”（貌似专业的说法是“群体免疫”），可临了，都破功了。如今，从武汉抗疫前线凯旋的上海医疗队员陆续解除隔离，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真能制服病毒的是——科学，成本最低的途径是——了解科学知识，养成科学习惯。

曾奋战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病区的一位上海医生告诉我，科学的标准作业流程（SOP）是战“疫”的保障，“哪怕洗手也关乎人命”。得益于院感专家指导，从穿脱防护服到洗手消毒，医务人员有效避免病毒感染。而正确洗手方法更是伴随媒体宣传深入人心，“医生，按标准洗手法，多长时间才算洗干净？”一档新闻里，有患者问，回答是：“你连唱两遍《生日快乐》，认真清洁双手，就能洗干净了。”

这不禁激起我的联想，洗手何以与生命相连？科学。160年前，最发达的欧洲，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发现微生物感染引发产妇产褥热，于是推行病区洗手制度，拯救无数母亲生命，可长期用沾着血或其他液体的双手去接生的同事把“术前洗手”视为侮辱，“我们是来救人的，怎会是传染者？”在细菌尚未发现，体液论主宰医学的年代，塞麦尔维斯成了千夫所指的“叛教徒”，心理学上甚至为此出现专有名词“塞麦尔维斯反射”，即个体会条件反射般地否定、拒绝新证据或新知识，因其攻击了现有的常规、信仰或价值观。

社会越是文明进步，对人的知识结构和科学素养要求越高。本轮全球抗疫，既有过鼓噪“室外没有感染风险”、在高风险区群体聚会、盲目哄抢药品的不理智行为，也有医务工作者以科学为宣传武器，像“一米，是爱你的距离”“疫情不散，我们不约”等金句不仅成为美谈，也成为大家遵守的新习惯。

事实上，公众科学素养对疫情防控极其重要，毕竟遇到突发传染病，焦虑、恐慌、悲观思潮常常浮现，理性认知愈发珍贵。就当下而言，围绕“无症状感染者威胁”“新冠病毒变异威胁”等话题，医学专家及时从病理特征、变异规律上予以实证解读，明确疫情“可防、可控、可治”。不客气地说，这场抗疫，衡量各国坚不坚强、能不能避免非理性社会情感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理性的声音起多大作用。

回望历史，以19世纪欧洲工业化、城市化为契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逐步建立，健康科学得以普及，而且这种普及带有“双重性”，既宣传医学进步与伟大，也承认医学的局限与无奈，引导民众合理预期。哪怕是现在，专家对新冠病毒既强调防护、消毒，也劝诫反应过度，“度量的尺子”正是科学。

法国科技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描述塞麦尔维斯的功绩时说，战争绝非天纵英明的将军在打，而是无数人以不同方式与位置添加到战争中。塞麦尔维斯成为公共卫生运动先驱，是因为他以实验去传播科学，更因为巴斯德等同行发现细菌，让公共卫生获得更硬的科学佐证，促进了公众接受新的卫生习惯。

今天，面对疫情，就像“80后”作家张悦然所言：“某种善良的东西，宛如血小板，在灾难造成的伤口上，迅速聚集。若它可以持久，可以累积，未尝不是灾难带来的一种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