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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工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是通过研究创造新的认识,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这一过程可能非常漫长,而我们希望尽可能使之提速。”上海交大医学院李福彬教授日前登上“上药-交医创新成果”孵化平台路演,将团队的“激动型肿瘤免疫治疗抗体优化平台”推介给台下的药企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研发管理专家和投资人等。
生物医药领域中,实验室研究成果快速走向市场投入应用,素来备受期待。然而,生物医药研究从“0”到“1”,转化过程周期长、风险高,投入也大,通常探索性前端研究的经费来自国家财政支持,后期真正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则完全依赖社会资本,而两端之间,往往因资金原因,应用与研发脱节,陷入资源匮乏的“死亡谷”。现在,一系列改变正在发生……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李福彬团队去年发现并验证了决定激动型抗体活性的骨架区结构关键区,进行结构优化就能有效提高抗体药物的活性。这或将解决目前困扰激动型抗体药物研发进展缓慢的瓶颈问题,论文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李福彬深知这些研究结果如能获得应用,将造福更多肿瘤患者。但是科学家凭一己之力让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成果走入临床应用并不现实,于是他找到了交大医学院的成果转化团队。
很快,转化团队启动了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市场估值等工作,市场第三方评估认为这一原创发现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大家都很振奋。“前后也有一年多,我们找到了合适的买家,也为团队量身定制方案,最终以‘入门费+里程碑+年净销售额提成3%+分许可费’的方式签订合同,最终该项目达成了2亿元合同标的技术转化。”交大医学院科技处副处长计菁说,这一方式更符合科研团队的精力、心态、利益,也有利于双方积极并肩参与这场药物研发“持久战”。
5年完成40项转化
李福彬是交大医学院成果转化的先行者之一,实际上,近5年交大医学院系统共计完成成果转化(许可/转让)40项,累计标的总额3.62亿元,其中百万级以上11项,千万级以上3项。“以上海‘科创25条’的发展要求为核心,我们探索校内机构改革,期望能够打通‘产学研资用’的链条。”交大医学院副院长江帆说。近年来,一系列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相继出台,交大医学院也完善着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体制,修订了内部管理制度,其中明确赋予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自主权和收益权。江帆也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医学院科创转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直接带队推进相关工作。
“我们创建了包括附属医院、校产企业在内的科创委员会,专业队伍建立后,工作效率和服务能级提升,面向市场的接口打开,创新创业氛围也发生了大变化。”计菁感慨地说。目前,医学院本部除李福彬教授团队,还有两三个项目正进行商业谈判,医学院系统也有多个案例,例如上海市肿瘤所李宗海团队肿瘤诊断及药物系列成果,成立公司并获得5项临床试验许可,在仁济医院开展临床研究;附属九院李青峰团队脂肪干细胞及其衍生生物项目通过技术许可和联合开发的形式转化,合同标的额达到1.2亿元,正进行临床应用和产业化推进。这些案例的转化方式都不相同,基本都是一人一策,量身定做的。
合作穿越“死亡谷”
当日,和李教授一起登台路演的嘉宾共有9位,都是上海交大医学院的教授、课题组长或研究员。学术交流个个身经百战,而为自己的创新成果进行技术转移来“吆喝”、接受来自市场方的建议,却并非人人从容。“交大医学院近年论文、国家基金数位列全国第一,但这些第一能够支撑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支撑人民健康水平提升吗?”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在现场犀利指出,“只懂发论文、申基金的科学家不在少数,不懂得如何转化,如何把科学研究成果变成有利于人民健康的成果。科学家既要‘顶天’更得‘立地’,要迈出跨越一步。”
路演现场有专家委婉指出,一些创新确实“绚丽”,但若要进行药物开发未必是最优方向。“从目前成功的经验来看,确实科学家越早得到专业转化服务团队的规划与辅助,就能越快进入符合市场化需求的研发规划,选对更接近市场的研发方向。较好的市场匹配度能够大大缩短产品商业化的进程。”计菁说。
提升生物医药原创力,科学家和企业跨越“死亡谷”需要搭桥。交大医学院、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及上海二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携手搭建“上药-交医创新成果”孵化平台就是一次新尝试。四方将扮演互补角色,从基础研发、临床研究、生产销售、资本支持、法律保障等全覆盖,通过资源、要素整合推进健康的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未来,科学家路演的机会将越来越多,一支能够活跃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经济员队伍也将逐步培育,助生物医药研发的“0到1”提速。
本报记者 易蓉